高校档案在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身份认同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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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8089

   [摘 要]  基于身份认同视角,探讨高校档案在干部人事档案审核中身份认同功能。干部人事档案审核是一次社会集体的身份认同活动,针对干部档案审核中存在的材料缺失、数据模糊、信息不全、涂改造假等问题,高校档案借助其蕴藏的信息资源,发挥其社会记忆、历史凭证等功能对干部档案中的学历学位、党龄和团龄等部分内容给予认证,对档案中缺失材料予以补充,从源头上确保档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发挥“以档补档”“以档证档”作用。
   [关键词] 高校;档案干部人事;档案审核;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20) 10-0022-03  
  一 干部人事档案审核背景下的档案身份认同理论
  (一)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
  干部人事档案是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工作中形成的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人事管理、人才服务等方面,反映干部个人政治品质、道德品行、思想认识、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以及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从严管理干部档案,对干部档案进行制度规范和专项整治。在十九届中央“两委”和省区市党委换届考察讲话时明确要求每个人选干部档案必审。从2014 年10月到2016年6月,中央组织部在全国分级分批集中开展了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这是一次涉及档案领域开展的实践活动,是档案内容回归本真。
  干部人事档案记录干部个人的成长经历和轨迹,记载了干部个人的主要信息,是证明干部个人身份的重要判据。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是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基础,是维护干部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战略高度进行部署,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严、细、准”的要求,对干部档案每卷都进行初审和复审。干部档案审核的具体内容涉及“三龄”:干部的出生时间、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两历”即学历学位、工作经历,“一身份”干部身份等方面信息。在审核中,高校档案既要协查和认证干部学历学位是否真实,当年学生党员党龄是否准确,还要补充档案中高校部分缺失、不完備的材料,在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起到了对党员干部高校学习经历的认同作用。
  (二)身份认同理论
  “身份认同”英语为“identity”一词,其内含着“我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方”等含义,是一个涉及较多领域的概念,如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指出:“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从何处、通过谁、为了谁而建构起来的。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人幻觉,也来自权利机器和宗教启示。”[1]通过身份认同,可以确定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身份认同具有多重性,每一个体成长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身份,这些身份的自我认同需要档案的支持。如我曾经是本科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身份,我在哪里读了大学等,都会在档案中体现。
  二 干部人事档案审核背景下高校档案身份认同功能
  特里·库克提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还有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2]档案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产生认同,而是通过参与建构、重建、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3]高校的学籍档案和文书档案以其翔实的学校留存原始记录,记载了干部个体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和实践活动,成为见证干部个体大学时代取得学历学位和干部身份的重要凭证,这是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一项重要内容。因此,高校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历史性、确定性的信息源特点,可以用来修正补充干部人事档案材料,起到“以档补档,以档证档”的凭证作用,高校档案在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有着重要作用和特殊功能。
  (一)社会记忆功能,为干部档案审核提供理论支持
  记忆是个体过往经历和经验的再现,是个体确立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档案是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原始性和确定性的文字记录,是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每一个时代的档案都不仅作为社会生活的客观影像表达过去,而且还会以其特有方式认定个体、群体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影响当代人的心理、情绪和认知,介入集体记忆的建构”。[4]法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Grosser)指出,“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是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5]档案是人们实践活动全过程的记录,在集体记忆中具有重要的重构和恢复功能,个体可以在档案中窥见自身缘起以及在历史实践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档案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6]高校档案通过记录学生入学、学习、毕业的全部实践过程,记忆了干部个体在高校学习期间的经历,是干部个体学习经历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档案馆藏的集体记忆,可以确定干部曾经的学生身份和取得学历学位后的干部身份。
  (二)参考凭证功能,为干部身份认同提供合法性证明
  档案是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记录。可以成为查考、研究和处理问题的依凭。从纵深度上看,档案是贯通古今的历史长卷,可以为身份认同的历史分析提供追踪性、连续性素材;从横断面看,档案是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景图像,可以为身份认同的结构分析提供多视角、多层次的素材。[7] 在干部档案审核中发现,干部个人档案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个人档案材料内容缺失、档案信息不准确、档案记载手续不完备、个人存档材料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作为集体记忆的高校档案是干部个体高校学习生活经历的客观记录,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可以为干部个体寻求身份并获得认同提供合法性凭证。对个体身份进行认同,就要借助档案的力量。高校教学和文书档案中,记录了学生个人求学期间的奖惩、学习活动、家庭背景以及是否获得学历学位和干部身份,是干部个人党龄、学历学位、干部身份的有力证据,是干部档案审查身份认同的依凭。在干部审核中,许多组织人事部门都要求干部本人回到自己曾经学习的高校出具证明或是补充缺失的档案材料,证明所提供给单位或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的真伪和补齐缺失材料。高校档案馆根据学校馆藏档案予以证实和补充,这就是身份认同过程。以哈尔滨师范大学档案馆为例,自2014年11月开始至今,已经为全国各地干部人事档案核查存档,出具了和补充十几万份档案材料。   三 干部人事档案审核背景下高校档案身份认同功能的实现
  1 高校档案馆藏存在的问题
  在对干部人事档案审核,为干部个体修正和补充档案时发现,由于历史原因,以及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疏漏和管理人员档案意识不强,责任心不强等,高校档案的馆藏存在一些问题。
  (1)馆藏档案材料缺失
  馆藏档案材料的缺失会造成身份认同合法性的失真,以一个可以支持干部身份认同的高校档案体系,来认证干部个体的党龄、学历学位、在校学习期间的奖惩情况,是这次干部人事档案审核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校的建校历史悠久,毕业生人数多且毕业年代比较久远,加之学生和档案管理人员档案意识低,档案馆藏出现档案存档材料缺失的现象。特别是近些年,许多高校合并,在收集、转交、保存档案时,遗失许多应当存档的档案材料。现有高校的学生学籍档案中应保存学生入学录取名单、入学登记表、学籍卡、成绩单、毕业和取得学位记录,文书档案中保存学生大学期间奖惩记录和学生积极分子、学生党员入党记录。但许多高校在存档和归档过程中,由于归档部门多、归档种类繁杂、归档数量大、归档标准不一等原因,导致许多学校毕业生的存档材料不全,致使干部人事档案中学校部分材料缺失,如部分学校缺少学生入学登记表、学位授予材料等。
  (2)馆藏档案数据模糊
  高校馆藏档案中,由于所存档案学习形式多样、学习层次不同、学籍材料来源多部门以及档案管理繁杂等,因此出现馆藏档案的数据模糊现象,如一些档案存在毕业年份和入学年份的含混不清的现象,“文革”中几届毕业生,如1966、1967、1968届毕业生,由于“文革”的发生,延迟毕业,出现毕业生毕业的时间不一致、毕业年份混乱现象;“文革”后,我国刚刚恢复高考,1977年底和1978年进行两次高考,这两届学生在1982年一起毕业,因此这些学生的毕业名单、成绩单存档卷宗存放等形成部分混乱,需要作出说明等。
  (3)馆藏信息化水平低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势在必行。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要在确保收集完整规范的纸质档案的基础上,保证数字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安全性,确保与纸质档案相同,实现具有有序结构的档案数字信息库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化。高校档案数字化建设不仅可以降低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档案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还可以减少查阅纸质档案文件的次数,避免在纸质查档过程中对纸质档案产生磨损或人为修改、丢失等,从而延长纸质档案的寿命。但现在许多高校由于历史馆藏档案较多,年代久远,加之档案数字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数字化建设是一项浩大工程,因此档案的数字化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2 基于干部身份认同视角的高校档案建设
  进入新时代,档案信息资源价值实现的领域和角度越来越广泛,档案价值实现的针对性和档案价值实现程度越来越深刻。档案的利用范围,不断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为实现档案价值转化这一目标,高校档案管理部门要实行积极的档案利用和开放政策,多渠道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档案价值。特别是此次干部人事档案專项审核活动,干部个体要面对身份自我认同并需要档案的支持,而身份认同的多维架构要求档案从多种角度予以响应,利用馆藏档案材料来证明和补充。针对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高校档案存在的问题,要加强高校档案建设。
  (1)提高档案意识
  特里·库克指出,“档案存在的合法性或公众对档案的认可已从一种司法——行政的有机联系转变为文化——社会有机联系”[8]针对干部人事档案存在的问题,如大学阶段档案材料的缺失、涂改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档案意识不强。一方面提高公众档案意识,特别是大学生的档案意识,破除公众对档案的刻板化印象,减少社会认知与档案价值的差距。让大学生参与到档案工作中,加大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了解到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及其重要性,并拓展其知识性和教育性。另一方面提高高校各部门和档案工作者的档案意识。注重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完整准确规范的档案体系。
  (2)增强责任担当
  身份认同中的结构性方法要求档案具有对社会的综合记载,而历史方法则要求从档案中追寻到社会演进的连续足迹。这些要求对于档案收藏形成极大的挑战。[9]在现代化和多元化社会中,档案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明确新时代高校档案工作定位,即高校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广大干部群众。丰富完善档案存档内容,重点收集能为大学生、社会服务的档案材料,增加档案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要求,为全面公正历史辩证地记录学生在校的实践过程提供翔实的档案信息。档案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支持接收和保管只反映社会某一个层面的大量文件,他们应该以保护全面的社会记忆的角度来参与到文件的生成和塑造过程中”[10]高校档案工作者要加强管理规划,注重效用发挥,丰富完善档案内容,为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利用提供翔实的、准确的档案信息。最近山东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为高校各部门和档案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因此高校档案工作者要做到责任担当,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3)实现管理信息化
  高校在档案建设上,要明确档案工作的发展方向,以档案信息的开发应用引领档案工作。从管理档案实体提升到管理档案信息数据,从手工操作发展为信息化智能操作,从档案资源分散利用逐步实现信息的共建共享,将“死”内容变成“活”信息的“双轨制”管理模式。全媒体的广泛应用,档案信息传播的渠道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社交软件,具有极强的信息传播能力。档案管理可以利用这些软件,将其应用到档案的开发利用上,开展个性化服务,建立应用速度快、安全等级高、针对性强且应用效果良好的平台,扩大档案的收集和利用,为实现档案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持。努力创新,创建信息化与智慧档案(馆),助推档案事业持续发展。如高校档案馆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为在校师生和毕业生提供档案信息的网上查询、办理、信息互动等业务。   (4)建设专业团队
  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11]档案管理是一项繁杂的工作,档案工作者的职业定位、责任感、敬业度是建设高素质团队的重要基础。高校档案工作者在高校中具有特殊的角色,是介于学校教学与学校管理机关的教学辅助单位,首先对职业的自我认同,成为高校档案工作者是否能够为学校和社会默默无闻服务和工作的重要因素。其次,高校檔案管理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也影响着高校档案工作。因此,高校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高校档案管理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人员的政策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档案管理者的政策水平和专业素养,使档案管理者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中,改变公众对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认同,形成一支高素质团队。
  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档案身份认同功能的实现,为高校档案建设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维框架,高校档案不仅在理论上对干部人事档案审查提供凭证支持,同时在实践上促使公众对高校档案以及档案工作者特殊角色的社会认同,助推了高校档案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
  [2][8]特里·库克.1898 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C],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76.
  [3]Caron D.J. and A. Kellerhals. “Archiving for Self—ascertainment, Identity—building and Permanent Self—questioning: Archives between Scepticism and Certitude”, ArchivalScience,2013,13(2—3):207—2016.
  [4][7][9]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96-103.
  [5]阿尔弗雷德·格罗塞.王鲲,译.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
  [6]中国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J].城建档案,2004 (5): 9-12
  [10]Nesmith T,“Seeing Archives: Postmodernism and the Changing Intellectual Place of Archives”,American Archivist,vol.65,no.1,2002,pp.24-41.
  [11]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 (3):4-8.
  (责任编辑: 姜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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