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花卉节事活动的公共休闲空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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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8958

  摘 要:赏花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由其衍生出的花卉节事活动被受众喜闻乐见。现代城市休闲旅游的迅速发展和受众对于“休闲文化”的隐性需求为花卉节事活动的举办建构了一个公共休闲空间场,并在社会上形成公众认同,城市公园通过巧妙的园区设计为受众营造情境阈限,受众通过身体在场和沉浸体验实现精神满足和娱乐需求,园区内的标志性景观使受众在群体狂欢中自建秀场,并借助多媒体平台的传播完成自我包装消费,以满足自我表现欲和虚荣心,强化自身社会存在感。
  关键词:休闲;空间;花卉节事;上海顾村樱花节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0-0109-04
  休闲空间是由休闲物质空间和休闲行为空间耦合而成的空间体系,表现为休闲景观[1]。对于一个节事活动,其依托的公共休闲物质空间由大到小呈现出城市、举办场所和活动标志点三个层次,休闲行为空间则是节事活动中的受众参与在物质空间中所留下的投影。
  伴随着花季的开启,全国进入了“赏花时间”,赏花游成为了居民出游的新风尚。“花文化”作为闲情文化之一,不仅使乡村花海人气高涨,与城市休闲文化的融合也使得城市公园的赏花活动大受欢迎,“以花为媒,以节会友”的主题节会活动成为了“赏花经济”下的一盘好棋。上海顾村公园樱花节自2011年开幕以来,秉承“亲民、惠民、便民、乐民”的办节理念,通过公益性、亲民性、文化性和参与性的互动活动,在实现受众“使用与满足”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城市舒适物设施和活动布局与受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精准匹配,为受众参与打造了一个公共休闲空间。
  一、城市休闲文化场的建构
  (一)平台共建:休闲旅游的“群体需求”
  休闲旅游即以休闲为目的的旅游,它更注重旅游者的精神享受,更强调人在某一时段内所处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存在状态,它通过人共有的行为、思想、感情,创造文化氛围,传递文化信息,构筑文化意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的全面和完整发展[2]。休闲旅游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源自人们社会心理层面的观念更新,时代进步催生了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和生活品质的价值追求,基于独特的人文关怀,休闲旅游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价值实现和人生境界提升的期待。
  上海作为国际化商业大都市,传统旅游资源不占优势,早期面临着休闲旅游的供需矛盾,近年来从“都市休闲旅游”的定位出发,利用都市商业、都市文化和都市观光完成了现代经济城市休闲旅游的演化。在城市休闲旅游的物理空间结构上突破了传统山水与人文景点的范畴,与现有城市格局相结合,利用现有资源及公共游憩场所,打造属于自己的休闲旅游品牌。为满足市民假日出行需求,上海市充分利用众多城市公园的花卉资源,借力节事活动的影响力,搭建起了市民休闲观光的旅游平台。顾村位于上海市的西北部,是上海市最大的郊野公园,以户外活动为主导,个性自由度高,园区面积之大弥补了市内公园无法满足游客多样需求的不足,樱花种植面积和品种数量为“上海之最”,使得上海市民不必奔赴武汉或者远游日本而去赏樱,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为长三角游客慕名而来的短途旅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情感共享:文化承载的“社会心理”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自然时空被高度压缩,社会时空差别逐渐消解,个体的存在意义被逐渐消磨,即时快速的社会节奏所带来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催生个体内心对于“慢”文化的隐性需求。“慢”文化是渴望重构真实体验、感知生活质量的个体对于高强度“即时”社会作出的回应。在对“慢生活”的感知体验中,休闲娱乐的出行方式又推动了城市休闲文化的诞生。
  城市休闲文化是指市民个体与群体生活中那些使自己身心松弛、感觉愉悦和精神自由的理念、制度与行为,以及物质与环境依托[3]。城市居民已经转变生活态度,在休闲文化中追求更高的自由度,作为城市文化的品味象征,休闲已经成为城市满足市民心理诉求的基本功能。
  上海顾村樱花节正是在商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满足了受众追求“慢”和“休闲”的社会心理诉求,以节事活动作为舞台,通过其对人们身体产生的情感和心理影响,将城市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理空间,让城市居民能够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感知自然生活,释放对于现代性追求效率与利益的不满情绪。顾村樱花节在为受众提供亲近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让受众能够充分通过视觉、嗅觉、触觉获得超真实的时空体验。
  (三)价值共创:产生效果的“公众认同”公众认同本质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具有社会性,即作为整体的社会成员的一種集体认识,而非单个成员的个人认识;二是具有主观性,即公众对于某一法律、政策、事件等对象的接受、认可和支持,是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和主观性认识[4]。城市节庆活动的举办往往从满足公众共同利益所追求的观念认同出发,继而形成公众对于节庆活动积极作用的事实认同。
  通过本地新闻报道以及自媒体的广泛传播,顾村樱花节营造了一个虚拟的社会空间。从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上海顾村樱花节营造了一个欢乐和谐的小环境,公众在观念和事实两个层面产生的认同以及良好的社会氛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上海顾村樱花节的举办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也为经济商业化顶端的上海城市注入了一股新鲜自然的活力,它的蓬勃开展,一方面,为群众的休闲文娱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管理者和活动组织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来说,顾村樱花节满足了市民对社会和谐文化的需求,促进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融。
  二、顾村公园活动场的打造
  (一)园区规制:情境阈限的“食游购娱诉求”
  城市公园是城市的起居空间,作为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游憩场所。其活动空间、活动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大量户外活动的可能性,承担着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憩活动需求的主要职能,这也是城市公园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功能[5]。作为城市休闲文化的承载场所,城市公园不仅为受众提供静态的景观观赏,还为受众游览中的参与性提供了一个容纳受众活动的动态场所。   顾村公园在樱花节期间将整个园区划分为五大赏樱区:郊野森林园赏樱区——樱花林、儿童嘉年华赏樱区——樱花园、森林运动园赏樱区——小樱花林、森林漫步园赏樱区——樱花片、三号门赏樱区——樱花品种园,五大区域在顾村公园的空间划分中十分合理,分布在公园的各个区域,受众无论从哪个入口进入园区都可以快速通往赏樱区。在对细节的把握上,以最佳赏樱区樱花林为例,园艺师进行了精心布置,既为受众提供了可供远观的樱花树林,又为受众提供了与樱花亲密接触的机会,步行木栈道间断设置连廊棚架供游客观赏之余休憩。
  除了以赏花为主体活动的分区,樱花节期间顾村公园还提供了全面的配套服务,在“食”方面,除了园内餐厅、烧烤园等餐饮服务外,还推出风味美食街,以满足樱花节期间大客流量的饮食需求;在“娱”方面,儿童嘉年华赏樱区设有13个游乐项目,为亲子游提供多样化选择,此外园区彩弹射击、皮划艇等活动项目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满足了受众的娱乐需求;在“游”方面,东方鸟会、恐龙园让游客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自然的魅力;在“购”方面,樱花衍生品形象包装以及商品售卖满足了受众在活动参与过程中的消费需求。樱花节通过对顾村公园这一休闲娱乐空间进行分割,以参与者为主体构建出群体狂欢的情境阈限。
  (二)身体在场:参与对象的“精神生活需求”身体在场是“场景理论”不可或缺的要素,代表人物美国学者里·克拉克教授将社区、城市基础设施、多样化人群归结为城市场景的三元素。顾村公园作为一种城市休闲场景,身体在场是参与主体观赏樱花节的最佳方式。对于主体而言,在场的意义既是自身存在的显现,也是对现场事物的关注、理解和影响[6]。身体在场进行的是身体传播,即能够对在场的其他事物或身体产生影响,实现活动场内主体间的沟通互动,使得传播效果得以提高。
  节庆活动举办就是为了提供民众于物质需求之外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具有参与主体的人本性。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回归生活、回归自然的理念契合了受众返璞归真的审美需求,自然美景又发挥着陶冶性情、娱乐身心、激发创意的美育价值。樱花节作为一种媒介形式,不是撇开了身体、外在于主体的工具,而是与身体互相构成,融为一体[7]。受众通过樱花节的身体在场,获得亲近自然的机会和发现美丽的体验,获得对樱花节的整体把握和感知,这一过程赋予受众精神生活的愉悦和满足。
  (三)沉浸体验:活动内容的“娱乐渴求心理”
  节事是围绕“人”形成的“人节”,往往会通过精彩的文娱活动为民众提供娱乐,让民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成为活动内容的一部分,节庆活动自身的娱乐消费本质上属于一种体验消费,营造了一种全民狂欢的节庆氛围。
  体验是娱乐休闲的核心属性之一,娱乐休闲本质上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快感为目的的自娱过程,其实质在于愉悦[8]。人们在节事活动的娱乐消费过程中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获得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可以形成以“我”为主的社交场以达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沉浸体验作为一种娱乐体验,传达出来的是受众在某一特定空间投入某一活动表现的情绪。
  顾村樱花节自开办以来,不断开设分会场数量,丰富活动的内容和形式,2019年共举办了七大主题共计25项活动,“春知樱觉”主要从受众赏花行为出发,引导受众赞颂樱花,快乐赏花,通过征集作品评奖刊发充分利用了受众渴求自我实现的心理;“赏樱选魁”通过社交平台与受众进行线上互动,提高受众在休闲消费中的参与感;“心心相樱”面向青年受众,通过趣味游戏使其在近距离互动中增进了解,在樱花的氛围下为活动添加浪漫元素;“樱香雅韵”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品质上乘、受益面广阔的文化活动,为整个樱花节浇注了文化气息,将其价值上升至传播传统文化,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樱趣横生”通过活动体验、主题营造、商品售卖和形象包装等方式,意图打造樱花主题公园,激发创意,开发衍生品,全面呈现樱花主题,让受众有沉浸式的感官体验;“樱你而来”与体育活动结合,让受众在活动中调节身体机能,提高身体素质;“樱邮尽有”创新性地将顾村“樱花”与上海海派文化“浪花”相融合,推广邮轮旅游目的港形象,传播邮轮文化。从活动的形式来看,最大特色是自娱自乐、平等参与、同频互动。为受众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暂时远离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三、标志性景观消费场的共建
  (一)符号表征:传播主体的“狂欢秀场自建”
  节庆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观念载体丰富着人们对标志性景观的情感认知,而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是需要通过情景趣味设计实现的[9]。标志性景观作为整个节庆活动审美中的内部小空间,在营造节庆氛围的同时以受众为传播主体产生了一种情感记忆。节庆活动中的标志性景观往往对传统的节庆形态进行多元化、流变性的调和归纳,通过提取代表性的符号,并对符号进行重组,使其产生多元递进与多样共生的审美趣味特征,以期使人们在节庆审美活动的同时对标志性景观所展现的多元素聚合空间产生视觉、能动以及情感反应。
  对于樱花节而言,绽放的樱花就是其原生符号表征,在节庆组织者和园区设计师的打造下,樱花面积最大的郊野森林园赏樱区和以亲子家庭为主要目标受众的儿童嘉年华赏樱区成为樱花节的标志性景观,其功能就是让受众在这一符号化秀场中进行集群狂欢。其中,郊野森林园赏樱区主要运用节庆的原有符号,通过壮观的樱花林让受众在“赏”这一行为瞬间创造并强化心理感知,产生一种“美哭”的情感效果,吸引受眾进行集聚拍照,并上传至社交平台或短视频平台,在网络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狂欢秀场。此外,儿童嘉年华赏樱区在樱花节原有符号的基础上,与人工设施进行了符号的抽象重组,通过多项游乐设施吸引了儿童群体的喜爱,摩天轮则吸引了众多年轻化群体的热捧,复合式的符号表征在自然景观与人造设施之间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灵便性关联,传达了一种多效融合的审美情趣。
  (二)自我认同:传播体验的“自我包装消费”   消费之所以进行,是因为此过程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包括生活资料的需求和身份资格的认同,在大众消费时代,消费者对于自我认同已经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建构”。在网络社会中,受众被赋予了“自我建构”的能力,对于自我的塑造更加自由,更加注重个性化差异,社交平台的互动让受众在构筑“理想我”的同时,还在“他者”面前彰显自我优越性。
  顾村樱花节正是设置了一个个体自我与个体相互之间充满愉悦体验的消费空间,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学直觉,还被赋予了人的欲望。人们在参与樱花节后多会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图文信息,充当了樱花节的播报者与代言人,身份的转移强化了受众的主体地位,满足了现代都市人的自恋情结。由此而引发的点赞、评论和转发等选择性行为对于同样参与到活动之中的受众来说,是一种有同感或者有感触下的完全自主的行为完成,是基于相互展示的维度下对信息发布者的认同和共鸣式的娱乐,发布者与阅读者之间完成了信息认同。对于还未参与到活动之中的受众来说,阅读和知晓他人发布的信息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渠道,阅读者通过浏览与关注具有了强烈的在场体验,往往由此进入一种代入式消遣娱乐,产生了一种自我情感融入以及替代性体验,进而演化成一种推动行为实现的催化剂。对于发布者来说这一过程呈现了活动参与者的表现欲,社交平台在其中充当了一种塑造和展示自我的平台,发布的动态在记录生活之外折射的是一个经过美化过后“理想自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旨趣,在获得点赞和评论之中满足了发布者的虚荣心,也让发布者获得了一种社会存在感。
  四、结 语
  在城市空间中,花卉与休闲文化有着天然共生的联系,在现代社会,花卉表现出了传统“花文化”之外的创新生命力,与城市公园共同构建出公共休闲场,通过节事活动的方式吸引受众的参与,提高市民的生活品位,让受众在其中获得精神、心理与生理上的满足。随着“赏花经济”的火热,以花卉为纽带的节事活动同质化竞争和季节短板问题也开始凸显,首先,需要在活动内容中注重关注受众的主观能动性,让受众充分参与其中;其次,围绕花卉从多个环节进行创意开发,挖掘文化内涵,提升附加值;最后,要在休闲空间中以完善的服务满足受众多重需求,形成完整的节事产业链。通过资源、内涵、创意与服务的四步叠加产生溢出效应,真正实现公共休闲空间与花卉节事活动的“化学反应”。
  参考文献:
  [1]秦学.城市游憩空间结构系统分析——以宁波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3(2):267.
  [2]马惠娣.未来十年中国休闲旅游业发展前景瞭望[J]齐鲁学刊,2002(2):19.
  [3]吴建华,李秀斌.基于市民休闲需求的城市休闲文化建设研究——以广州为例[A].旅游业: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十三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山东: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2008:42.
  [4]王飞.“公众认同”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推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12):2.
  [5]杨欣刚,王红纬.城市休闲文化空间的分析与思考[J].辽宁建材,2009(4):50.
  [6]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现代传播,2015(8):58.
  [7]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12):101.
  [8]曹花蕊,韦福祥.娛乐休闲消费中的沉浸体验及其作用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6):71.
  [9]王雪霏,刘松茯.基于理想类型的标志性景观节庆氛围的审美研究[J].城市建筑,2014(2):115.
  [责任编辑: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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