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崧:全球化消灭多样性,大理和清迈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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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4799

  两年前,我们对作家许崧做了一次远程采访。他是杭州人,几年前举家搬到大理定居。从一个号称天堂的沿海发达城市主动搬迁到西南边陲小镇,还在这里过得喜滋滋的,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就在大理。
  那时他还住在古城,把当时古城里最热闹最文艺的人民路当作每晚饭后遛弯儿的地方,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他全称之为“街坊”。那天他聊得很尽兴,一直从入夜时分聊到深夜。
  两年过去,大理经历了很多变化,房租、房价上涨,洱海边和苍山上很多场所被关停,他的人民路上的“街坊们”也都换了面孔,部分老大理人陆续离开……只有许崧还继续喜滋滋地待在这儿。只是,他从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苍山小院”楼盘的小区房里,上山了!
  记者:现在这里(海盗酒堡)成了你的主要据点了吗?
  许崧:“我们”的据点,楼上还有一群打牌的。之前他一直在山下,我们这些人都搬上来了,进一趟古城很难,各种不方便,跟我们当年的古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跟老王讲,你搬上来吧。正好那时候他们住家的房子要退了,就想着把住家跟生意结合在一起,于是找了这儿,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你看,天天满座,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
  记者: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在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记者: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4年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慢慢涨到16万。
  记者:是因为另外一拨有钱人来了?
  许崧: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都是一帮嬉皮士,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邻居陈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哧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地、偶然地,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幂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帖,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记者: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2010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
  接下來,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
  记者: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震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
  严格地讲,我是住在古城外,就是城门斜对面一条胡同里,就隔30米。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古城里,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逛一趟,就会遇上无数熟人……现在房租一涨,就把他们挤走了。本来最早那批人又不是什么生意人,在房租便宜的情况下,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
  记者:你们古城外的房租也上涨了吗?
  许崧:对,原来一个院子一年一两万租金,像我这样贵的,也就3万。当我们这些人纷纷从人民路、从古城被轰出来后,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里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们这一拨,那就直接上山买房吧,一劳永逸了。
  记者:之前那个“甜美”的阶段,算是一个步行时代吗?
  许崧:是的,没有车,而且不需要车,古城走走也没有多远。我们上山这一拨,山水间起了很大作用,它成为老街坊们的一个新的居住点,但是新楼盘的毛病马上就凸显出来了:没有公共场所,不支持这样的社区生态酝酿开来。虽然小区里也有会所,但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结果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而老王这里的好处是大家都能放轻松做自己,不失礼就好。
  老王没上来的时候,社区感真的是岌岌可危,只能继续回古城寻找往昔那些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所以我说海盗酒堡在山上开业,是我去年的大理大事件。
  记者: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这么重要?在家里不能完成这些事情吗?
  许崧: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对社交是非常矛盾的。第一,我们对社交是强需求,因为能获得情感满足。而这部分,是我们不能自助完成的。我们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阅读一本书,这部分情感满足能自助完成,但程度很浅,而且是片段式的,你合上书那会儿,走出电影院那会儿,就结束了,这只是单向度的输入。   记者:可是公共空间里,你离开这个场合不也结束了吗?
  许崧:不!不!不!在社交中,我们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个叫被拒绝,一个叫被隔离。
  我们的情感满足是钟摆式的。当我最近见人见多了,讲话讲烦了,就宅起来在家看书、听音乐,我挺好,你们别吵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延续一周、十天,你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我想见见人,我要吸点阳气!就开始去外头跟人聚在一块儿。
  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那样一种随机性!你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这样的城市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住,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这里的气候,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反城市生活主义者的原因,因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生产所需的尺度,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絕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才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记者:你现在回到杭州会是什么场景?
  许崧:我很寂寞!大家都很忙,听说老许回来了,就拉帮结派地凑个饭局,算打过招呼,吃完饭就散了。我整天傻子似的骑着共享单车东逛逛西逛逛,觉得这个城市好陌生,心里想着我要回大理,我要回大理!
  记者:好在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
  许崧:它应该是大理社区的延续,其实是人的关系的延续,只是我们换了一片土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现在山水间外,又有了其他一些新楼盘,基本上在同一海拔,就是苍山山腰上这一带,等着连接它们的路打通,聚会的频率和密度又会开始变化。
  记者:听说大理之外,你最喜欢泰国?
  许崧:对,泰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当年网上用的ID就叫“泰国病人”。
  我最早的旅行是去欧洲,都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下来,挺好,非常美好,有很多文化,各个时期,各种类型,那是现在覆盖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但那不是我的文化,和我一点不沾边。身为中国人,有一点福利,它给了我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东西,叫“烟火气”。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没有烟火气的,那么有秩序、干净,人那么有礼貌,但冷冰冰的,没有温度。你们那些算什么,怎么跟我们的红尘相比!另一个极端是印度,你从德里火车站出来,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垃圾场,你就疯了。
  我既不要那样的礼貌、干净、秩序和冰冷,也不要那样的热情、肮脏和混乱,那我的舒适区在哪儿?泰国!
  记者:为什么不是我们本国?
  许崧:不是,我们还不够。过去一百年,我们把城市的原有文化连根拔起,这很不讨人喜欢。我的审美无法接受,每个城市都有条仿古街,仿古街上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从河坊街到宽窄巷子,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我对过去那个世界很向往,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各自分头发展出那么灿烂的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变得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你走到全世界所有的超市,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说不定还是一样的货币单位。但是,我发现泰国恰好在我的舒适区和平衡点最正中的地方。
  记者:具体而言?
  许崧:我刚到泰国的时候,也是先去的海岛,像普吉岛那种最流行的地方,然后就混进了背包客这个族群。这有什么不同呢?情报来源不同。我从来没有看过国内的攻略,即便在普吉岛,也是从这些背包客那里获取。然后慢慢去到清迈,慢慢喜欢上清迈。
  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我开车不用导航,大理和清迈。这并非因为清迈小,它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我熟悉它的大街小巷,连同小街的背巷。我在清迈最喜欢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穿行在各个角落。
  记者:它到底哪里让你这么舒服?
  许崧:我喜欢泰国,还因为那里是我们背包客的大本营,以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嬉皮文化。
  是这些走在嬉皮之路上的背包客,创造了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去亲近本地文化。不是去剧院听被装饰过的音乐,而是走到村头去拜访民间音乐人,去看民间手艺人,去尝尝普通人家常吃的东西……是这些旅行者告诉大家,要对旅行环境友善,要帮助当地小孩,如果看到一个村庄饮水困难,也要尽一己之力帮助……这群人本身已经饥寒交迫,但他认为让世界更美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价值观。
  记者:除了背包客文化,泰国还有哪里吸引你?
  许崧:全球化灭绝多样性,而泰国,是全球化下最大的惊喜,比如清迈夜市。
  到了周日下午,各种摆摊的车会把古城周边的停车场全部占满,三四点钟开始出摊。非常有趣的是,在下午6点的时候,夜市正慢慢热闹起来,忽然放国歌,全体都要站定,人家煎锅上还煎着东西呢,忽然,嘎!停了!就边听国歌,边小心拿铲子翻锅里的煎饼,不然要煳掉的,多可爱!
  记者:太美好了。
  许崧:太美好了!而且清迈的咖啡质量之高,咖啡馆密度之高,也许是全球之冠!就是好咖啡馆喝不过来,因为你每天喝咖啡的量是有限的,不然血管都要爆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一下就骑个小摩托出去串街,每天两家老咖啡馆,再去找一两家新咖啡馆。所以在清迈我的时间总也用不过来,每次去先怀旧一礼拜,再去探新店一礼拜。而且有一种感觉,在我们这么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已经没有了,但在清迈一直温暖地存在着:你回去,它永远在。
  记者:我们已经无处怀旧了。
  许崧:我小时候的城市、街道、胡同没了,被连根拔起、抹平了,地图上一点痕迹都看不见。而在那里,在一家老太太的面摊上,你吃了她10年的面还是那么好吃。那家店一碗面3铢,就是6毛人民币。
  人生只够演双城记,在漫长的生活中,除了自己的居住地,只够跟一座城市培养这么深厚的感情。我很有幸,我的双城记一半在大理,一半在清迈。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主编: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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