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沟通模式现状及其在依恋类型与婚姻满意度间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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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2284

  摘 要:本文通过简单随机抽样获取145名有效被试,旨在调查夫妻沟通模式的现状,并检验其在依恋类型与婚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发现,建设性沟通模式的被试占比最高,不同沟通模式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具有明显差异,沟通模式在成人依恋与婚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沟通模式;依恋类型;婚姻满意度;中介效应
  1.前言
  夫妻和家庭是社会中最基础的关系纽带,而夫妻关系在现代社会逐渐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中的主轴,决定和影响了家庭中其他关系的存在和发展。高居不下的离婚率引发了人们对于婚姻质量的关注,同时也吸引大量研究者探讨夫妻婚姻质量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在对以往研究(Olson,1979, Gottman,1989,张锦涛2011)[1-3]进行分析后,本研究认为沟通足以成为影响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关系的重要变量。Olson等人在1979年提出的家庭功能环状模型理论就指出沟通对于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7]; Gottman(1989)研究结果证明,要求/回避的沟通模式可以作为较低婚姻质量水平的指标[8];张锦涛和方晓义(2011)的研究也发现夫妻双方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的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9]。综上,本研究在成人依恋与婚姻质量之外,引入沟通模式这一变量,检验沟通模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工作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從而为提升婚姻满意度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持。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获取150名被试,剔除5不完整、不认真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为96.7%。其中男性62人、女性83人,已婚139人,离婚4人,分居1人,再婚一人,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11人,高中/中专10人,本科/大专71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3人。
  2.2测量工具
  2.2.1修订版成人依恋量表(AAS)[4]
  1996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吴薇莉、张伟、刘协和三人对 89 名神经症住院患者以及 110 名正常成人进行了AAS的施测。结果显示住院患者组和正常成人组的 Cronbach α系数亲近和焦虑均在 0.7 以上,依赖为 0.6202。 表示该量表对于焦虑、亲近、依赖均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因素分析表明结构效度较好,各条目在各自分量表上的载荷均较高,由此结果可以得出 AAS 对于成人依恋三因子的构想可以成立.
  2.2.2婚姻沟通模式问卷
  夫妻沟通模式的测量采用Christensen婚姻沟通模式问卷(CPQ,Communieation Pattem Questionnaire),本研究选用戴丽琼(2006)修订的中文版。该量表共有16个项目,包括3个分量表,测量三种沟通模式:双方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与互相回避沟通。量表采用9级评分,从1到9代表“最不可能”到“最可能”,要求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对自己与恋人的沟通方式进行评定。双方建设性沟通模式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面对问题,双方均能主动进行有效沟通,积极努力达成一致;要求/回避沟通模式分量表得分,包括两个部分:女方要求/男方回避与男方要求/女方回避两种模式,得分越高,表明这种一方要求一方回避的行为较多;相互回避沟通模式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面对问题时,双方均较多采用回避行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本别为:0.81,0.65和0.66,符合测量学指标。
  2.2.3婚姻质量问卷
  婚姻质量的测量本次研究选用了美国教授Olson编制的Enrich婚姻质量问卷中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婚姻质量问卷采取级评定,从1代表“确实不是这样”到1代表“确实是这样”,要求被试根据实际情况评估自己的符合程度,共包含124个条目,内容分别包括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及角色平等性等12个因子。考虑到本次研究侧重点和国内以往研究结论,选取了婚姻满意度问卷因子,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3指标基本符合统计学标准[5]。
  2.3统计分析
  研究采用SPSS23.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频度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研究被试的婚姻满意度、依恋类型、沟通模式的现状及关系,同时采用AMOS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沟通模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研究结果
  3.1夫妻沟通模式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采用婚姻沟通模式问卷(CPQ),测量被试在三种沟通模式:双方建设性沟通、互相回避沟通、要求/回避沟通三个维度的得分,为了确定每个被试的沟通模式,首先需要把被试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转化为Z分数,然后取Z分数最大的维度确定为为该被试的沟通模式,在本次调查中,建设性沟通模式的被试最多,共有61人,占到总体的42.1%。回避型沟通模式次之,共有52人,占到总体的35.9%,要求/回避型沟通模式的人数最少,共有32人,占比为22.1%。
  3.2夫妻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以被试的沟通模式为自变量,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采用不同沟通模式的被试,在婚姻满意度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00<0.01),进一步的事后比较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种沟通模式的被试中建设性沟通模式的被试婚姻满意度最高,其次是要求/回避性的被试,而回避性沟通模式的被试婚姻满意度最低。
  3.3沟通模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以依恋类型为自变量,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依恋类型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P=0.000<0.01),但是当两者之间加入沟通这一变量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呢?为此,本研究通过通过AMOS24.0软件,以沟通模式为中介变量,依恋类型为自变量,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模型配适度检验结果显示,数据与模型的整体拟合状况比较理想。各项拟合指标为:CHI-SQUARE/DF=2.06;GFI=0.846;CFI=0.908;NFI=0.839;IFI=0.910;RMSEA=0.086.根据Hu和Bentler等人[6](1999)推荐的模型拟合度指标的理想数值来看,除GFI和NFI略低于0.90外,其他指标都比较理想,表明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结构模型中,依恋类型→沟通模式→婚姻满意度的路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 从沟通模式的中介变量路径分析图中(图1)可以看出在加入沟通模式这一变量后,依恋类型对于婚姻满意度的直接预测效应不再显著,而是完全通过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起作用。   在结构模型成立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7]。利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148)中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生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用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表明中间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包括0,表明完全中介效应存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1.427到-.396,没有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209到.518,包括0,说明沟通模式在依恋风格与婚姻满意度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沟通模式在依恋风格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735,依恋风格对婚姻满意度的总效应值为-0.655。
  4.结果讨论
  研究发现被试的沟通模式中建设性沟通模式占比最高,与此对应,被试的婚姻满意度也处于较高水平,通过图1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可以看出,依恋类型通过沟通模式间接的影响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沟通模式在成人依恋与婚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也即是说成人依恋通过不同的沟通模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杨吟秋[8],贾茹[9]等人的研究都表明成人依恋可以通过沟通水平、冲突应对方式等中介因素间接地影响婚姻质量,同时也可以直接预测婚姻质量,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在引入沟通模式这一中介变量后,依恋类型对婚姻满意度的直接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这其实也很好的解释了已有研究的矛盾之处,即为什么在不同的年龄层中的被试,其依恋类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诚然,安全型依恋的被试往往容易采用建设性的沟通模式,从而减少冲突的发生,提升婚姻的满意度,然而,非安全型依恋的被试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避免冲突的发生,因此沟通作为婚姻关系的基石[10], 不仅能巩固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婚姻满意度,更能够改善非安全依恋型个体的婚姻满意度,这一结果也提示我们在进行婚姻治疗实践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来访者沟通技巧的训练,从而有效改善夫妻关系。
  5.结论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 被试的沟通模式中建设性沟通模式占比最高占比达到42.1%,回避型沟通模式次之,要求/回避型沟通模式的人数最少;(2)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采用不同沟通模式的被试,在婚姻满意度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00<0.01),其中建设性沟通模式的被试婚姻满意度最高,而回避性沟通模式的被试婚姻满意度最低;(3) 通过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沟通模式在成人依恋与婚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Olson, D. H, Sprenkle, D. H.,& Russell,c.s.(1979).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I.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dimensions, family tap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Family process,18(1):3-28.
  [2]Gottman J M, Krokoff L J. Marital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a longitudinal view[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1989,57(1):47-52.
  [3]张锦涛,方晓义,戴丽琼.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2)109-115.
  [4]吴薇莉、张伟、刘协.成人依恋量表(AAS-1996修订版)在中国的信度和效度.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4):536-538.
  [5]白苏妤.城市居民婚姻幸福感及其与依恋的关系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6]Hu L, Benter P M.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n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al Equation Modeling,1999.6(1):1-55.
  [7]Lockwood C. M.,& MacKinnon D. P. (1998).Bootstrapping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mediated effect.Proceedingsof the 23rd annual meeting of SAS UsersGroup International(pp. 997-1002). Cary,NC:SAS Institute.
  [8]楊吟秋.成人依恋的风格与婚姻质量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9]贾茹、昊任钢.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现状及其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分析.中国性科学,2012(12):69-70.
  [10]邓林园,戴丽琼,方晓义.夫妻价值观相似性、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2014,12(2):23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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