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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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差异性。经济学者关注企业家的素质、能力等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分为风险承担、创新和市场机会把握等不同研究维度。社会学者则认为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之中,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聚焦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视角。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未来研究应既要重视正式制度也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同时在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方法论上进行创新。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社会学;文化;述评
  一、问题的提出:时代要求和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既要归功于政府的制度创新使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转变,充分释放了计划经济时期被抑制的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力,也得益于一大批富有创新进取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涌现。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下发的最高规格的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家成长发展的指导意见。近年来,国家高层多次强调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肯定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发展、社会运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1]。吴敬琏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里,十分重要的一环是完成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创新提高效率,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发挥企业家精神[2]。许光建指出,应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新角度审视企业家精神。全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3]。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当前中国企业正面临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三个转变”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这“三个转变”无疑都离不开企业家们的积极努力,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体制人格化的代表,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因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成为了从计划经济到管理经济再到创新经济转型过程中一种宝贵、稀缺的社会资源。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仍存在很多不足,企业家失范现象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回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二、经济学视野下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学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聚焦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对企业家的研究并不多见。1725年,古典经济学先驱者理查德·坎蒂隆(Ricard Cantillon)最早提出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他通过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企业家行为和作用,指出企业家是风险的承担者[4]。坎蒂隆发现并肯定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让·萨伊(Jean-Baptiste Say)较早从才能的角度对企业家进行了研究,对企业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们在生产中需要具有监督与管理技术,用以组织生产[5]。一百多年以后,随着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凸显,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和经济现象从不同视角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先后对企业家的素质、能力、特质和行为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上主要聚焦于广义的研究。在广义企业家精神视角下,企业家精神体现在企业家的才能和行为上,又可以具体分为风险承担、创新、决策和市场机会等不同研究维度。
  (一)企业家风险承担维度的研究
  在该维度下,学者们认为企业家精神体现在对市场风险的承担上。微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创了该领域的研究先河。他认为,企业家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充当着生产要素组织者的角色[6]。企业家需要承担系统性经济行为的风险和经营企业的风险,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上,以便修正市场的非均衡状态。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首次提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的过程是由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行动构成的,但是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企业家通过识别不确定性因素中所蕴含的机会,来整合资源和机会以获取利润,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7]。企业家因为承担着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因而企业家是真正的生产者,而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只是为企业家提供生产服务。这一观点突破了以往经济学理论视“资本家”为企业核心角色的观点,强调了企业家这一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从人力资本视角对企业家精神進行了研究,他把企业家精神视为规避经济风险而处理非均衡问题的能力[8]。舒尔茨与马歇尔的观点类似,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现代化和经济从非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的关键角色,企业家通过发现潜在机会、打破常规,重新配置资源,使经济恢复正常发展。庄子银通过对我国的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表现为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模仿能力,是风险的承担者[9]。乐国林、毛淑珍指出企业家精神包含创业冒险精神,主要体现为企业家具有创造价值的事业心与行动力、识别与运用不均衡机会与不确定性环境的能力[10]。
  (二)企业家创新维度的研究
  在该维度下,企业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打破均衡的创新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首次提出并强调了企业家的创新特征,认为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其职能就是实现创新。他还强调企业家作为革新者,与一般管理者和资本家不同,要具有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要敢于冒险[11]。与马歇尔不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作用在于通过打破市场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来创造新的利润。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同时具备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促使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除了对利润的追求,最突出的动机在于实现“自我追求”,即企业家精神。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延续了熊彼特的观点并扩展其应用范围,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革新行为,一种实践,其本质是创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型的多元化社会,任何组织的管理者都可以被定义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也不局限于商务从业者[12]。德鲁克将企业家精神提升到宏观层面,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社会进步中起着杠杆作用。他把企业家精神的复苏视为美国经济发展繁荣重要原因。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可以学习而非纯粹天生而来的,并提出构建企业家社会的设想。陈自芳较早对我国近代企业家精神展开了研究,她发现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不断推进企业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是在企业经营中坚韧不拔地开拓创新的精神[13]。杨虹延续了熊彼特的观点,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构成了企业家精神[14]。张美岭、陈勇勤结合新的经济形势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家精神主要是指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尽管不同学者对创新的含义认识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创新是突破旧有的技术、服务、管理等模式,使用和采取新的想法,进行革新和实践[15]。宋志平结合自身实践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总结,认为企业家精神包含创新、坚守和责任三项能力,其中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坚守是企业家成功重要品质,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则是企业家的品格[16]。   (三)企业家决策和市场机会维度的研究
  學者们主要聚焦于企业家通过决策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决定等行为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对奈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从企业存在意义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企业家的才能集中体现在交易成本的选择上[17]。企业家的作用在于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来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和行为实现目标最大化。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最早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对企业家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性的创造性行为,绝非机械式的最大化行为。在市场中,参与者都要面对不确定性,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包含企业家精神,因此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企业家。在米塞斯看来,市场过程的推动力量不是土地等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开拓精神和推测能力的企业家[18]。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研究经济发展时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概念,也被称为自发秩序。他认为自发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市场参与者的思想无法被计划出来。市场参与者总是希望从经济体系中发现新机会来获利。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就是作为自发秩序重要表现的“市场过程”[19]。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伊思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他在哈耶克研究的基础上,构筑了企业家发现理论的基本框架。柯兹纳从市场过程角度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他把企业家界定为“中间商”角色,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体,企业家需要具有对潜在机会的洞察力,认为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在于其利用对市场的警觉性来发现机会,使得经济朝着趋向于“均衡”的方向发展[20]。马克·卡森(Mark Casson)认为企业家就是专长于对稀缺资源做出精明决策的个体,这个个体在决策时拥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他拥有更好的信息或对事件和机会的洞察[21]。霍尔库姆(Holcombe)把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企业家能够敏感地捕捉和发现新机会[22]。
  除了上述广义企业家精神的三个维度之外,学者们认为企业家还包括一些其他特质。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充分肯定了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他进一步指出,合作与创新是企业家精神中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企业家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因此除了创新也要有合作精神,应把握好创新与合作的最佳平衡点[23]。吉富星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包括强烈渴望成功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还应包括诚信精神这一重要特征[24]。在西方发达国家,契约精神是社会基本价值观之一,因此鲜有西方学者将契约精神、诚信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比较而言我国的征信体系尚不完善,优秀的传统诚信文化因一些特殊的发展背景,没有得到有效传承和发扬,不像当下的西方社会的企业家早已普遍具有诚信精神。因此,诚信精神也应该是现阶段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现有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多侧重于企业家的才能、行为等外在表现和特征,尽管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亟待回答的问题,比如,为何在相同的企业条件下,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中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会有较大的差异?再如,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不同。同在中国,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企业家精神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学者们在往纵深方向探究企业家的内涵时,往往忽略了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复杂性。这些问题,单纯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很难找到答案,亟待开拓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新视野。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们发现仅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去观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片面的,忽视了文化、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企业家的创业成功及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重要影响。因此,开始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企业家心理的成就动机、企业家理性与非理性行动等“社会人”“文化人”视角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一项心理学研究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追求高成就动机下所展示的行为,个人的成就动机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25]。毋庸置疑,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的引入,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仅能够从广义视角探究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精神品质本源,更有利于厘清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机理,为更加有效地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有力依据。
  二、社会学视野下对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方面的逻辑、理论形式与经济学和管理学均存在显著差别。马克斯·韦伯(Max Web)开社会学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之先河,他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萌发与新教伦理有着密切联系的重要论断。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认为,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未把精力放在企业家精神、经济行为、政策和文化之间更广泛的联系上。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忽略了社会文化背景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重要性[26]。经济社会学界认为,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之中,行动者的行为受到制度化规范和文化习俗的驱动。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制度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管理、规范和习俗。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与人类行动者的意义框架有关的符号、认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可以理解为制度,甚至文化本身也是制度。作为当代社会学的权威人物,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和斯威德伯格都主张,在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上,除了经济学视角外,还应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经济,包括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审视经济。这一观点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思想的支持,他对国家、意识形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等研究表明,研究经济现象不能离开社会因素与社会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耶克也曾强调,所谓的经济理性来源于传统,应该把经济现象放到政治体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广阔的领域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更加全面的结果。   社会学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可以歸纳为三个维度。
  (一)企业家动机和企业家精神维度的研究
  韦伯在其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清教徒的关系,拉开了社会学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序幕。韦伯发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的工业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绝大多数是清教徒。清教徒企业家打破了传统的苦修禁欲主义,认为在现世中不断努力工作是神赋予他们的天职和荣耀,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奠定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根基。这一文化表现在企业家阶层的价值选择上,即积累的财富越多,表明其越符合神的要求,越恪尽职守,越能够荣耀上帝得到恩宠。韦伯通过这项研究认为,透过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事业的成败[27]。韦伯的研究在社会文化视野取得了两项开拓性的成果,一是他在狭义视角下研究了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表现为企业家的精神特质,是一种受社会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模式以及社会制度影响的精神现象。二是发现了制度变迁决定企业家的成长,文化背景决定企业家精神特质的规律。杜维明借鉴韦伯的研究模式,对儒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单纯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价值追求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视角下并不以单纯的财富积累为人的价值目标,不会产生这种追求和精神。儒家的伦理主体性、精神归宿和文化认同对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家精神塑造,特别是对培育新时期中国企业家精神要包含公益心、责任感、诚信精神等具有重要的意义[28]。叶勤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雄心壮志,敢于承担风险及可能面临的失败的精神品质,是源于人对成就和财富等的高度欲望及企业家对个人命运的充分信心[29]。李维安和王辉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追求成功的强烈欲望,企业家富有勇于冒险、承担风险、开拓创新的行为偏好以及诚信、敬业的道德品质[30]。
  (二)企业家和社会资本维度的研究
  社会学家很早便对企业家在社会分层中的资本利用情况产生了兴趣,主要涉及社会关系网络与网络运行,这是对经济学“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的突破。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组织的、可利用的、源于个体或社会单元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社会网络是由核心行动者与其他熟悉者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连结所构成的,而经此连结,行动者之间可形成特殊关系,包含信息网络、交换网络与影响力网络。经由这三种网络的交互影响,行动者可进而寻求创业发展的更好机会。社会网络一直处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前沿。格兰诺维特通过对“嵌入性”的分析,建立了经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假定。他认为,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自利行动者,在社会关系和“市场过程”之间有可能存在丰富的因果关系[31]。他还把企业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模式,认为在感情上联系不紧密、接触不频繁的社会关系,能使组织获得新的、不重复的信息,且建立和保持弱关系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则要少很多。柯林斯(Collins)和克拉克(Clark)把企业的社会网络定义成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一系列强、弱社会关系的总和[32]。杨勇在对历史上沪商的形成、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家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家通过社会网络资本影响着实际的经营管理机制[33]。
  (三)文化、文化资本视角下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维度的研究
  企业家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行动与既定文化背景中的个人价值选择有重要关系。所以,尽管东西方的企业家精神共同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但又各具特色,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宗教、制度烙印。有研究发现,儒家伦理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提供中国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文化源泉[34]。汪丁丁较早对企业家精神研究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这三种精神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35]。苏小和对中国近代企业家创办企业的动机、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思想和利益观对他们的精神和观念影响很深[36]。高波指出,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价值观体系,从能够为个体带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人们所选择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可以被称为文化资本,它是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就企业家精神而言,也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是文化资本的积累[37]。徐静、吴慈生提出了企业家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认为企业家文化资本指企业家特定的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所蕴含的文化财富,是企业家一系列价值观、信念、思维方式等有形及无形文化资本的有机集成。从这一角度分析,可以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的积累,而企业家精神是无形的企业家文化资本[38]。从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发展的情况看,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培育的确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影响。
  总起来讲,社会学研究广泛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嵌入于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一个现象。学者们集中研究如文化规范、文化资本等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虽然这些研究存在探索性的成分,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制度和文化究竟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发展等问题,但已经为研究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学视角把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提示研究者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将不同地域的企业家置入具体的时空中进行研究,分析这些企业家如何在特定土壤环境中适应、成长、发展,如何形成企业家精神并发挥作用。
  三、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土内涵、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等方面,仍有待文化自觉,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出发,进行综合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需要将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置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   在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和衡量方法上,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借鉴国外学者开发的模型和工具。然而,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背景等变量不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生成方式也不会全然一致,原封不动地套用国外学者的解释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数据,结论信度势必缺乏代表性和说服力。从概念的生成过程来看,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及其相关理论是在西方语境下提出的。西方社会已经历了长期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其公民道德、人本精神、文明程度等人文社会精神已处在较高层次[39]。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宗教精神不同,尤其是社会制度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后,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创新,更应强调企业家阶层社会责任、契约精神、诚信精神和文化主体性。所以对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既要总结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经验与教训,虚心借鉴西方的发展成果,更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土文化研究,融入中国元素,张扬新的时代理念,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研究范式。
  (二)从制度视角出发,注重多维度研究,既要重视正式制度也要重视非正式制度
  制度在本质上是人们价值观的选择和反映,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分析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时曾指出了制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制度化的价值系统嵌入到个人的个性时,就能足以“驱动”经济生产[40]。当前,在经济伦理和文化特质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精神方面,研究企业家精神的成果还比较少。未来对企业家精神研究,应该注重情境和多维度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情景化的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深地嵌入在它运行的制度背景中,因此必然会受到社会现象的影响。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制度变迁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原因,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制度的保障[41]。企业尚且如此,企业家精神本身与制度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而且,制度环境不仅仅包含正式的制度环境,还应该包括非正式的制度环境,而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对正式制度环境的关注较多,而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广泛。特别是应注意文化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文化是社会中人们共同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规制着同一社会的不同当事人或不同社会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企业家精神可以被视为企业家这一行动者通过长期的文化涵化而形成的一种技能、特质和价值选择,其兴衰与繁盛,深受文化、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把握和培育上,需要用中国精神锻造中国企业,用中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构建中国企业家精神,形成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文化自觉。同时,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外,还诞生了《鞍钢宪法》、“吉化经验”等中国本土化的管理思想,不仅在国内名噪一时,还引起了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兴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仅是企业的领导者,更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提出并肯定充满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指出应在企业家精神中融入民族精神元素,特别值得深入研究。
  (三)在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方法论上需要进行创新
  既要提炼出企业家精神的基本特点和一般素质,也要关注在不同文化、地域、属性企业中的个性化表现。比如,就国内而言,为什么一些南方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表现比较突出,一些北方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表现较弱?这种强弱差距又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特定文化有着明显的关联。国有企业家精神与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精神有何区别,各自的生成机制有何异同,作用影响如何?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应该如何界定和培育?研究应该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放宽历史视界,进行长时段的演化路径分析。清末民初时期,特殊的时空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开创了近代中国企业家的风范。除了晚清政府颁布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等一系列促进发展现代企业的政策外,以敢于挑战、勇于冒险、实业救国、服务社会等价值选择为特征的企业家精神是那一代企业家最重要的前进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又可以细分为农民企业家、92派企业家等不同发展阶段。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呈现出哪些不同的特征,与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和价值追求转向在哪些方面存在何种关联,都十分值得深入挖掘。对历史上商人精神和近当代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及形成机制,可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更加有效的依据,从而为企业家阶层的良性成长,推进企业创新变革和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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