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传播及其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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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33172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网民了解社会资讯、参与舆情讨论提供了平台,但我国舆情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使网络谣言极易在重大灾害事件中带来负面效应。因此,研究网络谣言的发展机理和传播规律,对科学治理网络谣言来说至关重要。本文以新冠状肺炎疫情为背景,讨论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危害,分析其传播路径,为政府在重大灾害事件中治理网络谣言并占据舆论高地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重大灾害;网络谣言;社会舆情;舆情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G206 文献标识码:A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用户数为6.88亿,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超过50%。重要的是,同一时期手机网络用户数高达6.20亿,即90%的网民是通过手机端接入互联网[1]。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不但提高了讯息传播速度,扩展了其传播范围,也使网络谣言流动和传播的频率更高。重大灾害事件相关信息会在短时间内被发布到网络上,部分信息由于网民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不同等因素而转变为谣言。
  网络社交平台的大众化也为重大灾害事件谣言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从QQ、博客的普及到新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的异军突起,我国迈入了网络舆情极其丰富的“大众麦克风时代”[2]。与现实社会相比,虚拟的网络平台存在缺少道德约束、法律制约等方面的不足,网民无需为其在网络上的言行负责,致使网络谣言屡禁不止。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网络舆情显示出的大量极端负面情绪使事态不断恶化,为政府有效处理、化解事件带来阻力,对社会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有网络谣言称新型冠状病毒早在2018年就被发现了。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扩散,大量网络谣言在2020年春节前后出现,主要内容基本上与如何杀灭新冠状病毒有关。比如“盐水漱口可杀灭冠状病毒”“阿司匹林可消灭冠状病毒”“蜂毒可治愈冠状肺炎等”,致使各地居民大规模抢购食盐、阿司匹林等医药用品,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获取蜂毒。随着疫情的扩散,网络谣言的内容不再限于如何预防新冠状肺炎,还包含了“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蔓延是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只有黄色人种会感染冠状肺炎”等涉及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内容,使民众对新冠状病毒更加恐惧、疑虑。
  网民是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舆论传播的推动力,网络舆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网民在虚拟平台上的群体互动,使社会公众对重大灾害事件的态度出现极化现象[3]。研究证实,网民极易表现出“群体极化”情绪,网络平台上的“群体极化”行为发生的概率比现实社会中游行集会等“群体极化”行为高两倍[4]。因此,有效控制网络谣言对维持安稳的社会秩序而言至关重要。各流行社交网络平台相继开发了自己的辟谣机制,如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帐号、百度辟谣平台和微信辟谣助手等[5]。然而,缺乏法律法规、制度的约束,仅依靠社交网络平台的辟谣手段,难以限制网络谣言的传播。政府应从网络舆情的识别、管理等角度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的谣言控制体系,增强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掌控力,在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有效稳定社会秩序,占据舆论高地。
  1 谣言传播及治理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极为重视,主要从谣言的产生模式、谣言类型、传播模型探究谣言的蔓延机制,并提出相应的舆情管理理论。关于谣言产生模式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奥尔波特提出的谣言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该公式指出,如果事件对整个社会影响力越大,了解的人越少,谣言就越容易产生。若使事件的重要性或模糊性任意一方无限接近于零,就可以极大降低谣言产生的可能性[6]。与奥尔波特相比,我国学者胡珏仅维持了公式中的事件模糊性因素,进而提出新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关注度×(事件的)模糊度×(事件的)反常度,强调事件是否符合人的基本价值观是影响谣言产生的关键要素[7]。以上两位学者提出的谣言公式的相同特点在于肯定了事件的模糊性对谣言产生的主导作用。然而,两个公式中提出的影响谣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均缺乏具体的界定方式。因此,王国华、汪娟等[8]学者按照成因将网络谣言归为自然天灾、故意伤害、意外伤害、食品药品安全、政府行为等类型。張钦朋[9]从谣言传播者的心理层面,将网络谣言分为期待、恐慌、憎恨、阴谋等类型。按照谣言传播者的意图,孙丽[10]认为造谣者主要有讯息求证、情绪发泄、利益获取和蓄意恶搞等目的。概括地说,以上学者以网络谣言的成因、背景为出发点,对其类型的划分均以定性分析为主,要科学界定谣言公式中影响谣言产生的相关因素,需要对网络谣言进行定量化分类。在此基础上,张鹏、兰月新等[11]运用Hayashi量化方法,对网络谣言的属性进行打分,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相应的阈值,并根据不同阈值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类。
  通过量化方式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类,虽然能有效度量谣言的属性,但个别谣言的分类结果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有一定偏差。谣言作用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众,在研究网络谣言治理的过程中,还需要重视谣言在社会上的传播机制。相较我国而言,国外学者对谣言传播机制的研究较早,Sudbury[12]参照流行病的S(易感个体)I(染病个体)R(免疫个体)模型探究谣言的发展机理。在其谣言传播机制研究中,SIR分别指的是知道谣言的人,知道且散播谣言的人和知道但未传播谣言的人。通过在随机网络上的研究,Sudbury指出,对待事件的态度受谣言影响的个体数量是有上限的。Zanette[13]和Moreno[14]等在Sudbury的基础上研究了微世界网络和无标尺网络的谣言散播模型,得出在相同条件下,微世界、无标尺网络上受谣言引导的个体数量比随机网络少的结论。从本质上讲,以上通过不同网络对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仅限于假设的层面,不能反映现实社会中受众的心理状态。在研究舆情管理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对社会公众迷信权威、盲目从众、法不责众等真实群众心理的应对和引导。治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在舆情管理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Banks的观点,即高效的信息扩散不仅能遏制危机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还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反之,失误的信息传播会使政府陷入公关危机,使公众丧失信心[15]。有鉴于此,Birkland [16]提出了“焦点事件”模型,“焦点事件”被定义为不同社会阶层冲突与社会转型进程中产生的突然事件,这类事件会引起媒体的争相报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也会为政府提供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机会。   综上所述,以上几位学者主要着眼于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媒体、公众、后果等,目的在于为社会组织应对、治理负面舆情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社会公众价值观和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舆情管理机制是进一步识别网络谣言的重要前提,也是加强网络谣言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基础。
  2 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治理挑战
  政府的话语权是其管控、引导、社会舆情的权力[17]。在互联网技术飞速进步的当今社会,网络平台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工作之余生活的集中区和社会舆情的中转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范围的领导地位[18]。从新冠状肺炎疫情发生后的网络舆论态势上看,政府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面临着制度缺陷、意识缺乏、技术滞后和法制漏洞等困难。
  2.1 制度缺陷
  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主要由具有行政约束力的政府相关部门执行社会舆情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工作。根据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定义的处理突发事件舆情的“黄金四小时”原则,政府应在事件发生后尽快收集相关信息,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事件的真相[19]。但舆情管控部门、宣传部门、党政部门、媒体之间的沟通机制不够完善,且在处理网络舆情的过程中需要层层上报审批,贻误了处理舆情的“黄金四小时”。第一个新冠状肺炎病例出现后,武汉市政府没有及时向公众宣传病毒的危险性并限制人口流动,2020年1月23日封城为时已晚,全国各地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网络谣言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的传播高峰期会提前到来。在各部门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政府对网络谣言的反应必然滞后,难以形成治理合力。
  2.2 意识缺乏
  为应对不断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我国政府“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社会舆情信息研究机构。然而,在市县级地方政府之间却忽视了对社会舆情分析、处理方法的研究[20]。这导致基层政府缺乏对舆情信息的处理能力,重管理轻引导,认为处理谣言就是简单删除有关本地社会、政府的负面信息。同时,在上报舆情的过程中,只上报原始信息、数据,没有对信息进行有效的提炼、升华。部分基层干部缺乏对网络舆情的预警和风险评估意识,致使地方政府难以充分发挥舆情管理职能,防止突发事件为当地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
  2.3 技术滞后
  从技术手段上看,我国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逐渐重视对舆情管理的研究。但其调查研究仍然存在解析判断和技术方法的不足,每年公开的舆情分析结果不够客观、全面,不利于政府正确引导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主要着眼于政府单一维度,过度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忽视了网络用户、网络媒体等社会舆情传播主体。局限于政府维度的研究对舆情管理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这种研究模式形成的理论盲区使政府在处理社会舆情时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其正面作用。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而舆情管理的对象基本都是网络舆情消极的一面,在实现政府与民众“舆情一致”的同时,没有充分利用网络舆情在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功能。
  2.4 法制漏洞
  从2008年起,我国社会上开始出现向外提供有偿服务的网络舆情监测和研究机构。随着这类机构数量的增加,我国网络舆情监测和研究市场逐渐混乱。这些机构小到网络平台,大到注册公司,有一部分以博取关注度为目的,在贴吧、微博等发起敏感社会话题的讨论、恶语攻击政府部门、编造知名人士相关谣言,被网民称为“水军”。在新冠状肺炎疫情到达高发期时,社会公众高度紧张,密切关注抗病毒药物研究进展。“水军”利用民众关注的热点,编造了“李兰娟院士仅经过体外细胞初试就重磅推荐其儿子名下公司出品新药”和“钟南山院士被感染”的谣言,不仅对专家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引发社会公众对权威专家的质疑,还会使公众失去安全感,对新冠状肺炎更加恐惧,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3 重大災害事件网络谣言传播机理
  3.1谣言的引发
  谣言从出现到消解必然会经历引发、激化、进一步“发酵”的动态过程,其产生主要受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首先,在现实社会中,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内容更加丰富,收集资讯的途径更为广泛,但社会公众仍然难以得到最完整、最权威、完全真实的资料[21]。新冠状肺炎疫情相关谣言最初基本上只在各个城市传播,农村由于信息相对闭塞,农村人口难以辨别疫情相关信息的真伪。随着春节前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传出“放鞭炮可防治新冠状肺炎”等谣言,逐渐将疫情传言推到了高峰。同时,随着不受地理空间制约、覆盖面广的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飞速发展,手机网络用户数量不断上升,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与政府内部人员的微信聊天截图,指出武汉超市、药店在三天之后将全部关门。该网络谣言迅速被转发到各个网络社交平台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蔓延。以上是谣言存在的社会基础,在受众所得信息缺失和互联网平台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群体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了谣言传播的主要途径。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际间的传播使谣言转变为“真实信息”。群体是连接社会和个人的中观系统,如果说群体中埋藏了谣言的种子,那么人际间的传播就是让种子生根发芽。人际间的传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谣言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相互之间不认识,但面临着相同威胁的个体间传播。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两周后,网传武汉有5名游客入住上海徐汇区建国宾馆。该谣言散播以后,必然导致居住在徐汇区及建国宾馆附近的居民陷入恐慌情绪,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另一种情况是谣言在关系明确、彼此熟悉的人际间的传播[22]。例如江苏苏州太仓邰某散播谣言称有70名湖北人翻越太仓高速路口栅栏逃跑。该信息系邰某与家人闲聊时编造,意在提醒家人在疫情期间少外出,引起亲戚大范围转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谣言的恶果是群体传播和人际间传播相结合的产物。谣言来源于群体,通过人际间的传播对社会产生影响,带来区域和全国性的谣言传播风险。   社会公众的心理因素是谣言产生的关键推动力:一是网民在互联网平台上均以匿名的方式表达观点,难以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就助长了部分网民对信息进行不负责任的传播;二是社会公众普遍存在从众心理。网络谣言大多会使用显眼的标题并反复出现在各个网络平台,俗话说:“三人成虎”,随着谣言在群体间的传播,个人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2020年2月4日,有消息称从上午开始,武汉超市免费发放菜品,通知附近居民排队领取。该谣言在武汉多个小区业主群流传,不少业主信以为真,担心人群聚集导致自己在排队领取菜品的过程中受到感染。随着被谣言蛊惑的人数增加,谣言会被无限放大,进一步强化网民的从众心理[23];三是在重大灾害事件背景下,危险的生存环境会引发社会公众紧张、疑虑、恐惧等敏感心理,进而丧失理智判断[24]。在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下,民众倾向于关注和提取具有威胁性的讯息。前文中邰某散播的消息被大量转发后引起了太仓市民的恐慌。因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大部分民众会被此类威胁性谣言蛊惑,不利于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社会秩序的稳定;四是调查显示,互联网已成为个人发泄不良情绪的主要媒介。经济、医疗、教育的不平等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歪曲事实、散播谣言是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方式之一。武汉封城之后,有网民在网络上发布某教授讲座视频,该教授称中国政府已无力控制武汉疫情的发展,医院人满为患,大量新冠状肺炎患者被驱赶至街上,无人管护。这类谣言的传播者对政府有着极端怨恨的情绪,传播谣言的目的在于引发社会情绪风暴,误导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和偏见。
  3.2谣言的激化
  主导重大灾害事件谣言发展态势的主体主要有三个:政府部门、网络用户和网络媒体。一般来说,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政府首先要充分了解事件的现状,对其发展态势进行评估,从而出台科学的政策以应对危机。其次政府是权威的信息发布者,有义务过滤重大灾害事件背景下的各种谣言,辅助社会公众去伪存真,看清事实真相[25]。2020年1月17日,在新冠状肺炎疫情大范围蔓延之前,湖北潜江市政府及时向公众宣传病毒的危险性,普及相关知识,比湖北省其他城市更早封城、终止娱乐活动、禁足。结果在肺炎大规模爆发期,潜江市的病例与湖北其他城市相比人数较少。事实证明,政府在重大灾害事件中应合理干预,扮演好宣传者、决策者的角色,才能对谣言进行有效控制,引导事态良性发展。
  网民是谣言的传播者,也是谣言的接纳者。2011年,我国网络用户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和青少年网民各占网民总数的77.5%和58.2%。这部分网络用户价值观尚不成熟,缺少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容易被谣言蛊惑,导致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此外,无业、下岗、失业的网络用户占54.8%[26]。这类用户在面对重大灾害事件时容易产生仇恨和报复心理,情绪冲动,缺乏理性,蓄意传播谣言,使政府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
  网络媒体编造谣言和传播谣言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对谣言信息形式的转换。随着图像处理、音频处理、视频剪辑軟件的发展,通过网络媒体传播的谣言内容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视频和图像能够表现出更多生动、具体的信息,使网络谣言更加具有迷惑性、煽动性。
  3.3谣言的“发酵”
  重大灾害事件谣言被网民、网络媒体等进行加工后,会在社会上进一步“发酵”。主要可以从时间和方式两个层面对谣言的传播规律进行解析。按照谣言产生后时间的推移,谣言的传播分为蛰伏期、成长期、高峰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在潜伏期,谣言主要活跃于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由于2019年12月初发现了第一个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病例,微博、微信平台上出现了“海鲜会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随着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出现9例严重病例以及2020年1月1日海鲜市场休市整治,谣言的传播进入成长期。在这一阶段,谣言的传播领域、传播速度不断增加,网络上出现了“饮白酒、吸烟可以防疫”等和预防新冠状肺炎相关的谣言。此时,如果社会公众无法及时了解疫情的真实现状,谣言会进入散播的高峰期。在高峰期内,原有的谣言不仅会被无限地放大,新的谣言还会聚焦于政府官员或专家学者。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状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有网民在网络上转发钟南山院士与美国吉利德公司老总交谈的照片,称钟南山院士将与美国药企合作研发新型冠状病毒抑制药物。事实上,该照片是钟南山院士前往机场的途中与到访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Lipkin洽谈,听取其对新型冠状肺炎的防治意见。此阶段的谣言对社会的冲击力最大,造成的后果最为恶劣,政府需要承担极高的辟谣成本。只有当疫情出现拐点并逐渐消退,谣言才会失去传播动因和传播意义,进入最后的衰退阶段。
  从谣言的传播方式上看,谣言的传播模式主要有树枝式、喇叭式和交流式。树枝式传播指谣言从单个个体传到多个个体,再传到以几何倍级增长数量的个体。重大灾害事件期间,网民发表言论、相互沟通较为频繁,树枝式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方式。喇叭式传播指谣言从造谣者向外呈放射状扩散,其传播速度、覆盖面虽然不如树枝式传播,但部分造谣者为了炫耀自己有能力获取所谓受国家新闻管制的信息以博取高回复率及点击量,在转发信息时片面重视其震撼力、吸引力,忽略了信息的真实、完整。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处于政府的绝对管控之下,但是互联网平台上公开的资讯在传播前往往不会经过严格的审核,各个互联网平台在接收其他平台信息的同时,也会向外输出各自的“杰作”,谣言随着庞大的信息链在各平台之间循环流动。通过这种交流式的传播,谣言就会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国各地。总而言之,重大灾害事件和谣言的关系以及谣言对事件的反作用,见图1。
  4 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治理路径
  对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是强化政府行政能力、提高行政水平的主要工作内容。政府应结合当前网络谣言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舆情治理对策。
  4.1 强化网络舆情管控协调机制
  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工作主要有信息收集、判断、报送、反馈、处理等内容。然而,在以上舆情管理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信息缺乏共享、上报审批慢、反应相对滞后等问题。因此,影响我国政府舆情管理工作的主要是现行机制的缺陷。   第一,应建立起日常舆情收集制度。由指定的机构或刊物收集、整理每天的舆情,上报当地政府。如果湖北各级政府在出现第一例新冠状肺炎病例后,每天及时收集新冠状病毒和疫情进展的相关信息,就可以在疫情大面积蔓延之前准确判断是否需要向上级政府汇报、采取封城、禁足等防疫措施和向公众进行宣传等。
  第二,需要充分借助“外力”,建立会议机制。新冠状肺炎的传播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的忧虑与恐慌。为防止网络谣言的散布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政府应与指定的舆情收集机构、从事舆情研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联席会议,汇总各方收集的网络舆情,采取“头脑风暴”的方式,重点解决重复率高、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第三,前文所述的湖北潜江市的案例表明,中央政府可以推行重大灾害事件中“先斩后奏”的奖惩机制。奖励果断对重大事件采取行动并减小其对社会危害的干部,节省事件发生后层层审批上报所消耗的时间,为地方政府处理社会舆情、出台事件应对措施提供先机。同时,惩戒机制也可以有效避免以“政绩”“受奖”为目的“夸大事实”“小题大做”。
  4.2 提高基层干部舆情治理素养
  网络如今已成为民众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虽然中宣部针对网络舆情管理工作提出了“顾全大局”、“聚焦大事”、“反映大势”的要求,但一些基层干部缺少处理网络舆情的全局观念:一是强化服务意识,很多基层干部在面对负面的网络舆情时,认为政府的地位高于民众,自己比民众更有发言权,结果激化了政府与民意之间的矛盾,在处理网络舆情的过程中陷入被动;二是以疏通代替防堵。2008年贵州瓮安群体事件的发生,就是由于政府封锁舆情,未及时公布其态度及处理措施,从正面对民众情绪加以引导;三是针对基层只向上级政府报送未经提炼的事件相关信息、数据,应在对基层干部进行舆情管理工作方法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在上报信息的同时需报送事态预测、应急预案等的制度。
  4.3 拓宽舆情管理工作研究范围
  为了弥补单从政府维度研究舆情管理工作的不足,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同时强化对互联网、大数据等其他舆情管理工具的研究:一是高校互联网研究团队应重视网络建设,主动抓牢网络技术,研发更先进的网络代码、网络程序,对涉及重大灾害事件敏感词汇频繁出现的域名实施更精确的跟踪、定位,建好、用好、管好互联网平台[27];二是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我国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如果要对体量大、种类多、传播速度快的网络舆情进行全面分析,则需要借助大数据高度智能解析和模型构建的功能,展示舆情与事件之间的潜在关系;三是凭借其云计算功能,将数据动态化、简洁化、可视化,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28]。在未来,网络舆情仍然会快速发展,在消解负面网络舆情的同时利用积极的网络舆情是当今舆情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大数据作为能够适应舆情管理时代需求的技术,为教学科研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充实网络分析师、网站管护人员人才隊伍,建设网络舆情云服务和大数据基地是保障网络舆情研究的重中之重。
  4.4 完善网络舆情法律监管体系
  网络运营商及社会上舆情监测、研究机构的趋利性导致其在发布重大灾害事件相关信息时任意跨越价值底线,以此获取利润和知名度。如同新冠状肺炎疫情期间对恶意逃离武汉的人员实施刑事处罚一样,政府应通过修改或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传播谣言的个人和机构的惩戒。
  第一,从政府层面来说,应加大对严重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造谣者的打击力度。随着新冠状肺炎疫情的蔓延,全国各地每日感染人数呈几何倍数增加,网络上传出了“新加坡拒绝超过116名来自武汉的旅客入境”、“中国已被列为疫区国”等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网络谣言。可以考虑将此类网络谣言传播者的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根据危害程度将其与普通谣言传播者区别对待,而不是对所有造谣者实行相同的处罚。
  第二,从社会层面来看,应重点惩罚针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造谣者。有网络谣言在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称,该病毒只感染老年人,不会感染儿童:一是老年人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健康状况,被此类网络谣言蛊惑,且在恐惧心理的影响下,会大量购买保健产品,易受网络虚假广告的欺骗,从而遭受经济损失;二是会导致部分家庭在防疫过程中忽视对儿童的保护,增加儿童感染风险。因此,通过完善舆情管理法律法规,强化对恶劣性质谣言的责任追究,是遏制重大灾害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的必由之路。
  4.5 加强重大灾害事件舆情宣传
  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需要的是政府及时的答复和积极的处理态度。因此,对政府来说,在网络谣言产生时,保证相关信息的准确、公开、及时,是减少其负面影响的基本法则。首先新冠状肺炎疫情在每个城市的蔓延情况有所不同,各市可在其政府网站上开辟专区,供市民就当前疫情形势提出疑问,并指派专人解答,疏导社会公众情绪;其次政府应建立疫情网络谣言案例库,曝光造谣人员及其因传播谣言受到的惩罚。同时向社会公布“解放军将接管武汉”“新冠状肺炎疫苗已研制成功”等常见的疫情相关谣言,附加钟南山、李兰娟院士等权威专家点评和网友感言,使受众在消除恐惧心理的条件下科学、合理地防御疫情。抗击新冠状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舆情宣传使网民意识到,以娱乐、宣泄的态度制造和传播谣言将受到社会的指责和法律的严惩。在接收重大灾害事件信息时应摒弃猎奇、随意的心态,对于不确定的信息应通过官方平台予以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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