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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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21353

  摘 要: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两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显著促进了农户的总消费与必需品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农保”政策保基本、扩内需的政策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对中部地区及高收入农户家庭的日常福利水平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对西部地区及低收入群体的效果有待改善。由此提出了建立养老金财政预算的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居民的政策倾斜力度等建议。
  关键词:“新农保”;消费;结构效应;双重差分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19-0001-05         中国图书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逐渐由“投资+出口”向“投资+消费”转变。2018年我国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76.20%,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黄宏伟等(2018)[1]认为,受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亟待释放。学者认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与城乡“双轨制”是导致我国农户边际消費倾向较低的重要原因。2009年国务院正式启动“新农保”试点,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新农保”除了立足于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政策目标外,还肩负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的重要使命。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年消费金额为12 124元/人,仅为城镇家庭人均年消费额的46.43%。可见,当前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仍远低于城镇。在此背景下,研究“新农保”与农村家庭消费的关系对于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我国合并“新农保”与“城居保”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框架、筹资模式、账户设置等与“新农保”保持一致,仅在基础养老金及个人缴费档次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因此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养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议题,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就研究主体方面而言,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Feldstein(1979)、Hubbard(1995)[2]、陈梦真(2010)、虞斌(2011)认为,社会养老保障有助于促进城镇居民增加当期消费、抑制储蓄。我国学者石阳(2010)[3]以2002—2007年我国30个省份的城镇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养老财富变量的消费函数,结果发现我国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显著增加了城镇居民消费,对储蓄的挤出效应明显。朱波(2014)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样本数据,将消费滞后性引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养老保险可以显著促进40岁以上的城镇居民消费,且该影响存在较强的代际转移效应。另一方面,Cagan(1965)、刘长庚等(2012)、陈亚欧等(1995)、李晓嘉(1995)[4]认为,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以及抑制作用。白重恩(2012)[5]使用2002—2009年中国9省、市居民调查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发现我国过高的养老金缴费率反而显著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
   刘远风(2012)、岳爱(2013)[6]、李慧(2014)、贺立龙(2015)[7]研究发现,就农村居民来看,“新农保”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这一研究结论为政策的扩大内需作用提供了佐证。但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新农保”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确定或消极影响。解垩(2015)[8]、张川川(2015)[9]、王旭光(2017)使用断点回归消除样本自选择等问题后,认为受参保比例及保障水平较低、家庭捆绑缴费模式以及代际转移支付等因素的影响,“新农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马光荣等(2014)[10]认为,“新农保”对60岁以下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户与60岁以上的领保农户具有反向影响。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研究主要针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展开,但受样本选择差异、模型界定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尚无统一定论。现有研究多围绕城镇居民消费展开,关注养老保险对消费影响的总量效应,在“新农保”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与结构效应方面研究较少[11]。
  1  理论分析框架
  1.1  作用机制
   基于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新农保”养老金主要通过可支配收入、预防性储蓄、心理成本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因子影响农村家庭消费。
   (1)“新农保”养老金可以提高农户的可支配收入,促进居民消费。Ando等(1963)、Modigliani(1970)从相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出发,认为居民的消费决策受其预期可获得的永久性收入影响。Feldstei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具有财富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新农保”制度规定,符合规定的60岁以上农村户籍的居民每月可直接领取至少55元的基础养老金。作为农户家庭永久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新农保”养老金可通过提高参保农户的可支配收入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增强其当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进而对家庭消费产生促进效应[12-13]。
   (2)“新农保”养老金有助于减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并增加消费。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居民为了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减少当期消费而进行预防性储蓄。“新农保”作为一种代际、代内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和一项确定性的转移支付,为年老居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助于减少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14-15]。    (3)“新农保”的当期强制储蓄性质会增加居民的心理成本,挤出当期消费。行为生命周期理论首次引入“心理会计”的概念,提出居民是有限理性的。由于现期消费的边际效用高于远期,居民对当期消费的偏好以及“新农保”的现期强制储蓄性质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居民的当期消费。
   (4)“新农保”养老金对不同收入、区域人群的边际福利提升效果存在差异。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均表明人们会优先满足自身的生理、安全等低层次需要。随着收入水平增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及消费意愿降低。根据国家规定,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力度不同,各地经济发展及地方财力状况均存在差异,因此相比于高收入群体,“新农保”养老金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的促进效应可能更大[16-17]。
  1.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结合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提出如下假设。
   H1:“新农保”制度会提升农户家庭的总消费、必需品消费和非必需品消费。
   H2:“新农保”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存在收入异质性,其主要促进低收入家庭的必需品消费并提升高收入家庭的非必需品消费。
   H3:“新农保”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
  2  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此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两期数据。CHARLS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型家户调查项目,调查对象为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及个人。“新农保”制度的全国试点工作虽始于2009年,但根据CHARLS 2011年基线数据,仍有131个调研村落没有被纳入试点范围,占全部农村样本的54.81%。
   研究对象为2011年未实施“新农保”试点改革地区的60岁以上居民所在的家庭。2012年全国共计2 853个县级行政区已实现“新农保”试点全覆盖(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在2012年9月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因此2011年和2013年两期数据在政策实施前后构成了“新农保”制度自然实验的面板数据。
   样本选择依据如下。一是调研对象所在村在2011年未纳入“新农保”试点范围,受访者及其配偶在2011年均未参加“新农保”。二是受访者及其配偶在2011—2013年均为农村户籍,且2013年家中至少有1人达到领保要求。剔除包含缺失值、极端值与不符合前后逻辑的样本后,最终使用的有效样本数量为1 331个。其中,1 016个家庭在2013年领取了“新农保”养老金,被设为参保组;另有315个样本家庭2013年未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归为控制组,样本领取率为76.30%。
  2.2  模型、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基于上述研究,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构建模型,以评估“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回归模型如下。
   ln(Yit)=b0+b1treat+b2year+b3treat×year+b4xit+εit
   其中:Yit表示样本i在t时间的家庭消费额;year代表年份,2011年赋值为0,2013年赋值为1;treat是区分参保组与控制组的0~1变量,treat=1意味样本家庭中至少有1人在2013年领取了“新农保”养老金,归为参保组,treat=0则表示该家庭在两年均未领保,相应设为控制组;treat×year是“新农保”参保决策与年份的乘积交互项,该交互项前的系数b3是模型估计的“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户消费的净影响,系数为正则表示“新农保”政策对该项消费具有一定促进作用;xit代表其他控制变量,为降低样本异方差及收支等金额出现零值等,模型中所有的收支及资产项均加1后取对数。
   从表1可以看出,农户消费以食品、医疗等生存型消费为主,2013年必需品支出(不含烟酒)占农户总消费支出的70.72%。在养老金待遇方面,东部地区农户人均领取的“新农保”养老金约120.53元/月,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同时其农户家庭的经济实力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
   此外,借鉴周广肃(2016)、黄宏伟(2018)等学者的方法,以2013年受访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依据,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2011—2013年高收入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必需品消费支出分别提升了3 376.91元、2 433.69元,而低收入家庭仅必需品消费提升了228.67元,总消费及非必需品支出却出现小幅下降。相比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的日常福利水平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这与黄宏伟(2018)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  实证结果
  3.1  总量效应分析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户家庭的总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农保”制度促消费、扩内需的政策效果。其中,模型c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d中加入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两模型中乘积交互项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户家庭总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8]。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积累、家庭收入等衡量家庭经济实力的指标均与消费呈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户主已婚的家庭支出比未婚或离异的家庭高19.00%,因此经济实力较差、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无配偶的家庭总消费水平较低。“新农保”养老金提升边际福利的效果较大,因此“新农保”应适当向受教育程度较低、无配偶、经济实力较弱的群体倾斜。
  3.2  结构效应分析
   為进一步研究“新农保”政策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结构差异,将被解释变量换为必需品支出、非必需品支出及各分项支出分别进行回归。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必需品消费,其相关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对非必需品消费影响不明显。进一步将必需品消费细化为食品、日用品、衣物、燃料、当地交通、通讯邮电、医疗支出等具体项目,结果发现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使农户家庭在医疗、衣物、食品、水电方面的支出显著增加,增幅分别为41.20%、56.40%、45.60%和25.90%,对日用品、燃料、当地交通、通讯及邮电等方面的支出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日用品、燃料、当地交通、通讯及邮电消费是农户日常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策的影响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19]。   3.3  区域异质性及收入异质性
   根据地理区位及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类,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
   就区域异质性来看,“新农保”养老金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对东部及西部地区并无明显影响。这可能是西部地区的基础养老保障水平较低,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养老金在东部地区农户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导致的。“新农保”对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仅在衣物支出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食品、水电、燃料、通讯等支出项目的回归交互项系数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较低的养老金水平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导致西部地区农户变得“相对”贫困而减少支出。虽然负向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但可见“新农保”在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有待改善。
   就收入异质性而言,低收入家庭及高收入家庭的总消费乘积交互项均为正值且十分显著,表明领取养老金对各收入阶层的家庭消费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必需品消费的统计结果来看,“新农保”养老金显著增加了高收入农户的必需品消费,主要体现在衣物、水电及医疗支出的增长方面,但对低收入农户家庭的总必需品消费无显著影响,仅对食品、医疗消费有一定促进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对高收入农户的基本福利提升效果更明显,收入再分配有待优化,公平效应有待增强[20]。
  4  结论与建议
   使用2011年和2013年两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以评估“新农保”政策对农户消费影响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进一步结合样本分类进行区域异质性与收入异质性研究。
   实证结果发现,“新农保”对农户的总消费及必需品消费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总量效应的估计结果肯定了“保基本、促消费”的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医疗、衣物、食品、水电4大方面,对日用品、燃料、当地交通、通讯及邮电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政策的影响范围有待扩大。
   区域异质性与收入异质性的分析结果表明,领取养老金对各收入阶层的家庭消费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及高收入农户家庭的基本福利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对西部、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实施效果有待改善。“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与公平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建立并完善养老金财政预算的动态调整机制,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研究结果显示,较低水平的基础养老金不仅无法满足家庭基本消费,还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缴纳保费的中年群体产生负向的示范效应。因此,应根据经济发展及物价水平,建立并完善基础养老金财政预算的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与基础保障水平,不断强化政策保基本、促消费的政策效应。二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提升个人账户收益。建议政府从“进口端”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在“出口端”提升市场化运作程度及账户收益,双管齐下,提高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三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更多农户参保。改进基层组织与民间团体的政策宣传方式,提高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政策的影响范围,充分发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作用。四是结合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居民的政策补贴倾斜。“新农保”制度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农户的政策效果有待改善。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多缴多补”政策可能会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建议结合精准扶贫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个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3大环节加大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居民的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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