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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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5967

  [摘  要]本文以Raymond Monelle 提出的军事音乐主题及其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三者间的关系为框架,讨论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中能指暗合的一些世纪交替中的军乐现实,并结合19世纪早期社会和贝多芬个体历史分析其所指为对1809年法奥战争的描绘与作曲家“英雄”情感的寄托。
  [关键词]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军事主题;“英雄性”
  一、绪论
  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Op.73)(下文均简称“皇帝”)在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一直是其五首钢琴协奏曲中研究的重点。国内以“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关键词检索到近十年的20篇硕博、期刊论文也对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钢琴声部进行了详尽、多角度的分析:《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音乐学研究》(谢伟,2011)以国内冯健、郑园梦和国外Plantinga Leon[1]的研究为基础,进行了详尽的钢琴声部音乐本体研究;《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浪漫主义因素研究》(李思怡,2015)则从钢琴声部的浪漫主义因素在“皇帝”中的体现为演奏处理提供了关键视角——可以说当下对于这部作品的钢琴部分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全面,但同时也暴露了国内研究对乐队声部关注较少的事实——另一方面,多篇论文不断强调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性”“革命性”,却对该意义之上的军事主题在音乐文本中的表现分析甚少。Raymond Monelle在《The Musical Topic: Hunt, Military and Pastoral》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军事”音乐主题及其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三者间的关系(图1),指明了进行曲(及其风格)和小号为军事音乐主题的两大能指,并提出了军事主题所指下的八种意义——这为探究“皇帝”如何用音乐文本描述“英雄”“革命”的情感指明了方向。
  二、“皇帝”能指中暗合的一些世纪交替中的军乐现实
  (一)第一乐章4/4的拍号设置符合齐步行进的军乐要求
  提到军事音乐不能不提进行曲。讲述英雄主义和胜利的军队进行曲的目的在于规范行进、升华军士精神。最早的进行曲诞生于齐步行进规制建立之前,且只是适用于军队行进和城镇庆典游行的无伴奏节奏。Duffy和Panoff曾对最早的齐步行进及行进节奏(signal)进行探讨,提出行进节奏仅用作设定行军速度与维持秩序。Arbeau(1588)首次对这种节奏进行描述,他提供的这些有时用小型横笛(fifes)齐奏的谱例全都是每2或4拍一循环的简单节奏。
  到了齐步行进规制在欧洲已基本确立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军乐队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进行曲首部合集——它们都是路易十四时期Philidor和Lully的作品。同时代Quantz对进行曲的一些讨论(1762)显示出当时一些进行曲要求一小节4拍,其他则一小节2拍的要求;另外,18世纪以来行军速度变快也迫使一些作曲家在创作时选用4/4或2/4——一些具有明显进行曲风格的名作也贴合了这一拍号历史潮流,为此提供佐证:埃尔加《威风堂堂进行曲》第一首(Edward Elgar: 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 No.1 in D, Op.39, No.1)和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Schubert :Symphony No.9, D.944)的慢板乐章的拍号都是2/4;瓦格纳“Huldigungsmarsch”进行曲(WWV97)和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Tchaikovsky no.6 symphony)第三乐章中的进行曲部分都使用了4/4拍。另外,6/8拍在“皇帝”第三乐章中的使用也有史可循——1817年,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下旨整理出版了名为the Sammlung von M?rschen fur türkische Musik zu bestimmten Gebrauch i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rmee 的普鲁士皇家军队特用的土耳其乐队进行曲官方合集。其中除了供步兵齐步行进的偶数节拍的两类进行曲外,还出现了一类以6/8拍为拍号、急速的庆典游行骑兵进行曲,6/8也成为进行曲(尤其是现代进行曲)常用的拍号。
  “皇帝”的定音鼓声部在快板乐章为乐队提供了稳定均衡的节奏保障。据统计(表1),在第一乐章无休止记号的142个有效小节内,定音鼓声部的正拍重音(强拍)的小节数达120、次强拍(第三拍)的次重音小节数为54——正拍与次强拍的小节数之和大于有效小节数的数据表明,第一乐章的鼓点节奏是基本符合军乐队“2 steps each measure”的行军现实的(第三乐章同理)。
  (二)快板乐章Allegro的速度设置与步兵行军速度基本一致
  “皇帝”第一乐章与第三乐章“Allegro” 的速度设置与1809年法奥战争(War of the Fifth Coalition, 10th Franco-Austian War)的歷史现实的关联,通过法奥行军速度联系在了一起——
  齐步行军出现前,欧洲各国士兵们就已经以鼓点节奏为行军信号行动了。随着齐步行军规制的建立和进行曲的发展,在进行曲主旋律前有一段作为行军标志的号角齐鸣、士兵依据进行曲鼓点节奏的速度判定行军速度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很多记载进行曲速度的文献都是军队步兵训练手册,其中一些特别规定了进行曲速度值(行军速度):见表2。
  虽然CPE巴赫和Spohr都曾观察到欧洲地区之间在同一速度标记上有绝对速度差异(Monelle 2006),但Allegro在18世纪以来可以标记任何快速乐章[2](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 Musicians);现代绝对速度标记出现后,Allegro——快板所表示的速度值大致在120~168/min之间:这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份文献(Ordonnance pour la Mussique de la Legion Corsse 1772)记载的法军、奥军的快速行军(pas redouble=the quick march/the dopplier marsch)速度相符——这让1809年问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军事主题与1809年法奥战争的军事事实不谋而合。   (三)“土耳其乐队”色彩的配器与军士力量感对应
  从土耳其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国王苏丹向其进献一支完整的土耳其军乐队(1665年)以来,土耳其音乐在欧洲兴起。一些欧洲国家甚至自行组建期当地音乐家和少数非洲人补充的军乐队——它震耳欲聋的鼓声和穿透力极强的芦笛音色促进了欧洲乐团管乐的改进和打击乐的引入:首先是小型欧洲传统双簧管乐队“Harmonie”那不适应行军的温和音色得到改良,具体体现在新乐器单簧管的出现、单簧管与小号和更多支双簧管合奏;乐队中还出现了短笛、倍低音管、长号、蛇形大号等管乐器;乐队人数也呈上升趋势。其次,打击乐在欧洲军乐队的大量使用被视作土耳其音乐带给欧洲最大的影响——定音鼓虽然还未正式编入乐团,但已经经常出现。贝多芬1809年受委托创作的7首军队进行曲(“皇帝”同期作品)的配器设置(表3)证明了土耳其军乐队对欧洲古典音乐文化的影响。军队进行曲的主要管乐——长笛(flauti)、短笛(piccolo)、单簧管(clarinetto/charinetti)、双簧管(oboi)、圆号(corni)、巴松(fagotti)、定音鼓等都在作为音乐会作品的“皇帝”中使用——大量的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了13个洪亮声部(图2)使得第五钢琴协奏曲拥有了一种有力的、军队般的摇摆感。
  (四)铜管声部中军事号角信号的直接引用
  Monelle疏理了欧洲诸国的军事信号(the military trumpets and bugle calls)共54条(2006),并提出这些被作曲家广泛应用的真实的军事信号号角与音乐会作品和歌剧中的军事题材相连,在现实中它们是将军的行军命令、在音乐中它们是军事风格的印证。Lacker(1997)的研究中提及两种音乐会作品中引用真实军事信号的方式:① 引用特定单音:如海顿“军事”交响曲(“Military”Symphony No.100 in G)引用了真实的英国皇家卫队的号角音:“小号在全乐队静默中独奏C音,代表了军队总司令的命令”——小号C音的最早军事信号记录是在1751年,它也一直是奥匈帝国的军事信号标准,也是后来所有相关作品中都会引用的音高。② 引用某段乐汇:贝多芬的“威灵顿胜利”交响曲(Wellington's Victory, Op. 91)中木管乐器吹出英国军歌——这一具体引用是对英军战胜法军事件的描述。
  “皇帝”第一乐章均涉及以上两种引用真实军事信号的方式。首先,其圆号和小号分谱中出现了大量、贯穿全曲的C音的直接引用,象征着在将军命令下前进的军队。值得着重一提的是,第一乐章乐队第一次奏出主题的呈示部I(11~100小节)和钢琴第二次奏出主题的呈示部II(111~275小节)中圆号和小号声部都直接引用了法国军队1766年的一条行军信号中的乐汇(图3和图4),且此乐汇在后来的1825年的另一条法军行军信号中再次出现(图5),证明了“皇帝”的乐队声部通过管乐烘托军事氛围、强调作品军事主题的事实。
  三、“皇帝”所指是对真实战争的描述与对英雄的渴盼
  (一)“皇帝”第一乐章是1809年法奥战争的音乐再现
  Monelle(2006)将军事主题的所指(内涵、意义)归结为八类,对真实战争的描述是其中之一——1809年不仅是贝多芬完成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的年份,也是欧洲大陆第五次结成反法同盟、第十次法奥战争爆发的年份。在上一部分,我们以乐队声部为重点、从全曲(共三个乐章)的拍号选择、速度设置、乐队配器、铜管声部四个方面探讨了“皇帝”音乐文本中烘托军事主题的内容;尤其通过快板乐章的速度设置、铜管声部中军事信号的引用与重复,建立起了“皇帝”与法国军队及其军乐的联系——我们可以说,“皇帝”是一首描绘了1809年真实战争的音乐作品。此外,作品手稿空白处充满活力的注释:“Song of triumph for combat! Attack! Victory!”似乎也印证了贝多芬创作时带入了对1809年法奥战争的个人情感。
  (二)“皇帝”全樂章中“渴盼英雄”的音乐社会学线索
  音乐评论家艾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曾称:“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是军事概念的典范。”它充满了“军事主题伪装下的英雄性”,提出这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姊妹作品[3]。
  要谈“英雄性”就不得不结合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和个体历史来分析——这是贝多芬音乐“英雄性”的重要来源。从个体经历来看,青年时期贝多芬不仅受激进的施耐德教授(Eulogius Schneider)、戈赛克(Gossec)、格雷特里(Gretry)等人的影响,将进行曲和法国革命音乐引入他的几个主要作品,还从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强盗》(1782)、《阴谋与爱情》(1784)等多部剧作中吸取了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贝多芬很看重席勒 “我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写作,不为王子服务”的立场——贝多芬对他的音乐采取了类似的看法。他在1793年从维也纳写给纽伦堡的狄奥多拉·约翰娜·沃克的信中提道:“爱自由高于一切。”(Freiheit uber alles lieben) (Clubbe,2019)历史现实中,1789年之后的瓦尔米战役中公民军队的胜利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让许多人认为革命军队的胜利是已在哲学、文学和艺术上开始革命的延伸;但拿破仑称帝(1804年,同期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问世)和席勒去世(1805年)可能对贝多芬的英雄情结和革命情怀造成打击,在法奥军队交战的炮火声中成为贝多芬“皇帝”中“渴盼英雄”的肇起。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文艺界对“英雄”的缅怀潮流可能也是这一时期贝多芬作品中“英雄性”的来源之一。进入19世纪,残酷又现实的战争钟摆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普遍怀有避战情绪。一些古代和中世纪的史诗英雄开始受到人们的崇拜——法国古老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的再创作就是典型例子:罗兰的故事不仅在革命潮流中兴起、有了新的文学解释,还在爱国主义和革命歌曲的需求下被视为一个革命先驱、创作了大批以Roland a Roncevaux(1792)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渴望和平、渴盼英雄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风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时的贝多芬——因为他紧接着在1810年创作了以16世纪反抗异族统治和压迫,争取独立斗争的民族英雄艾格蒙特为题材的“艾格蒙特”序曲(Op.84)。   我們可以合理推断这种“渴望和平、渴盼英雄”的情绪也贯穿了“皇帝”创作的全过程:在用音乐具体描绘法奥交战的场景(第一乐章)之后,1809年夏,法军攻入维也纳城,贝多芬藏身地窖,在炮火连天声中创作了静谧优美的“皇帝”第二乐章。炮火与耳疾内外交困下写下的第二乐章,以其与现实的极大反差显示了身处战火中的贝多芬对安宁、和平的期盼。第三乐章是贝多芬秋季在郊外木屋完成的,它以6/8拍、快板、降E大调的设置将全曲引到欢庆庆典游行进行曲的氛围中,乐章内洋溢着军队凯旋、城市内一片歌舞升平迎来和平与希望的积极情绪;音乐主题中f和p的穿插也像第一乐章对抽象“英雄”刚柔两面的刻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全乐章以“战争—和平—庆典”的逻辑脉络和音乐细节中对“英雄”刚柔并济的双面刻画展现了一个勇武有力、铁汉柔情的英雄形象。——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反映出作曲家对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的渴盼——盼望着这样一位英雄人物领导革命、带来和平,欧洲迎来自由、博爱、平等的新世界。
  注释:
  [1]冯  键.情感的震撼 创新的典范——试析《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03):50—53;郑园梦.浅论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的交响性[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4):98—100;Plantinga Leon《Beethoven’s Concertos》,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 Musicians.
  [2]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 Musicians,“Allegro”词条中相关原文为: As a noun, Allegro can be used to mean any fast movement: Quantz (1752) included a chapter “Von der Art das Allegro zu spielen”.
  [3]原文为:The music critic Alfred Einstein termed this E-flat-major Piano Concerto “the apotheosis of the military concept.” It was for him “a sister work of the Eroica: the heroic element in the guise of the military.”
  [收稿日期]2020-05-25
  [作者简介]贾安琪(1995—  ),女,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100)
  (责任编辑:崔晓光)
  通信地址: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博学三期519  贾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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