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宠儿”与“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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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8329

  摘要:“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形象,其中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叶甫盖尼最为出名。“零余者”是中国作家郁达夫在受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影响创作的人物形象,它与“多余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与《沉沦》中的“他”为例,对“多余人”与“零余者”进行对比。
  关键词:多余人;零余者;异同对比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3-0075-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52
  一、引言
  多余人形象最初诞生于19世纪前半期的沙皇俄国,自该形象诞生以来,备受各国学者的关注。在几乎相同时期的中国也诞生了类似的“多余人”形象。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出身名门,但厌恶上流社会的种种罪恶,可他又对社会的腐败无可奈何。
  在百年后的五四运动中,受到“多余人”的影响,中国作家逐渐创作出了属于中国文学界的“多余人”——“零余者”。其中以郁达夫创作的文学形象最为出名,例如《沉沦》、《南迁》、《胃病》的主人公。他笔下的“零余人”形象最为不堪且痛苦,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就是“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多余人。
  虽然“零余者”是受“多余人”的影响而诞生的,但二者出生地远隔千山万水,其背景和意蕴皆有不同:叶甫盖尼·奥涅金与“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就这二者形象进行对比,以小见大,寻求“零余者”与“多余人”的普遍异同。二、时代的“宠儿”与“弃儿”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在物质层面上,他们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在思想层面上他们却是时代的“弃儿”。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動,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远离人民,被人民视为“怪人”,最终碌碌无为,一事无成。19世纪俄国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均出现了“多余人”形象:普希金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及《茨冈》中烦人“俘虏”与阿乐哥,《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还有赫尔岑《谁之罪》中“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等。“多余人”的人物形象即当时俄国上流社会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
  “零余者”是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作家受到俄国作家影响所创作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例如: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和郁达夫笔下的“他”。本文主要通过郁达夫的小说来分析“零余人”。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零余者形象,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时代所抛弃,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但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思想大爆发的年代,又可以说是时代的“宠儿”。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戕,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下面将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与《沉沦》为例,对“多余人”与“零余者”进行对比。
  二、“多余人”与“零余者”之同
  虽然“零余者”与“多余人”出生的时代、国籍、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行为特点和精神却显示出共同之处。
  “多余人”作为贵族青年,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像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样“无论是写信或是讲话,法语都用得非常纯熟;他会轻盈地跳玛祖卡舞,鞠躬的姿势也颇为潇洒”。旁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按照许多人的评议(这些评论家都果断而且严厉),还有点儿学问,但自命不凡”。在公众场合下叶甫盖尼·奥涅金总能侃侃而谈,吸引众人目光:“他拥有一种幸运的才干,善于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不疼不痒地说天道地,也会以专门家的博学神气在重大的争论中保持沉默,也会用突然发出的警句火花把女士们嫣然的笑意激发”。甚至对于外语,奥涅金也是信手拈来:“他懂的拉丁文也还够多,还能把鲁维纳尔谈上一谈”。同样,作为“零余者”的“他”也是一名才子。《沉沦》开篇便写到“他”“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之后几页,又描述到“他”一口气将“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翻译成中文。此外,“他”①不仅在国内上了中学,更在日本上了大学,并且从他能和日本人正常交流看来,他②的日语水平也不差。
  “多余人”与“零余者”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都有纠正这个社会的愿望,他们的精神层次远远高于他们的物质层次。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是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时值十二月党人革命出师未捷,但民主思想在俄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奥涅金正是一个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贵族青年。他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向世人说明国家富强的根基,希望“把古老的徭役制度改为赋税,减轻农奴的重担”。他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俄国上层社会的一股清风,在如同死水的沙皇旧制度里激起涟漪。郁达夫的“他”所处的时代则更加危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上横行,五四运动揭开了反帝反封的序幕。五四运动的反抗精神在“他”身上有着深刻体现“,他”对于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服从,虽然“他”在日本留学,却时刻想着对帝国主义复仇。他也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的命运担忧,时常哀叹到:“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从“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奥涅金的影子:一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进步者。二人虽处在不同时代,但就历史进程而言,19世纪初的俄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所经历的变革是相似的。奥涅金与“他”的思想的先进程度远超他们所处的阶级——贵族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他们身体里流淌者旧社会的雪,但精神里荡漾的是新时代的光辉。   “多余人”与“零余者”总是与忧愁、自卑、敏感相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生活中的敏感与自卑,恰恰显示出了“多余人”脆弱、内向的性格特点。常年的虚伪让他的内心变得封闭与冷漠,也让他对世间万物都失去兴趣,变得忧愁、厌倦:他“很早就会虚假和装佯,心头的意愿从不透露”;他对美人、朋友,甚至决斗都提不起兴趣:“没有一个美人能把他吸引住,或长久占据他空虚的心坎。偷情也逐渐没有味道,更不用说良朋和友情”“,即使对于刀枪和决斗,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奥涅金的心灵早已未老先衰,他的忧郁症在作为“他”身上也有体现。在日本留学中,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在品读华兹华斯的诗时,他“好像有万千怨哀,横亘在胸中”;甚至学校里的教科书,他也认为“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这种忧郁与绝望带来的是敏感与自卑,“他”不止一次辱骂自己:“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你去死吧,你去死,你怎么会下流到这个样的地步”,他甚至还骂自己是“畜生、狗贼、卑怯的人”。“他”对于外界事物过分敏感,在手淫后,他认为自己是在犯罪,认为自己有病,他对手淫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起来”;在偷窥完房东女儿洗澡后,那女儿只是和父亲说话,他都会认为是“她告诉他了!她告诉他了!”,甚至素不相识的农夫对他的问好,他也能理解为是对他偷窥的嘲笑与批判。二人性格不谋而合,他们的性格正是当时青年的真实写照。
  “多余人”与“零余者”都是自私的人。诗的开头几篇写道:“从儿时起,他就在钻研,这是他的工作,痛苦和快乐,它占去了他日夜的时间,代替了他沉思郁郁的懒惰—这学问就是:爱情的艺术。”乍一看,这仿佛在描述奥涅金是多么渴求爱情,但在后文,普希金又写道:“从很早,他懂得怎样逗引惯于谈情的风骚妞儿上钩……他非议起情敌是多么刻毒,他安排了多巧妙的圈套!……对妻子和饮食都异常满意。”这里就明显表现出奥涅金花言巧语魅惑女人根本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享受女人围绕身边的愉悦感以及给他们丈夫戴绿帽子的优越感。奥涅金对达吉亚娜的态度也是他自私的表现。与其说奥涅金第一次拒绝达吉亚娜是不想连累她,倒不如说是他貴族自身的自傲和浪荡让他不想只被一个女人束缚。而他与达吉亚娜的第二次相遇更是凸显了他的自私。“在他那冷漠怠倦的心里是什么在深深地搅动?是悔恨?还是虚荣?或者又是那青春的赘疣——爱情?”奥涅金对达吉亚娜的追求恐怕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虚荣吧。后文达吉亚娜对奥涅金的斥责更是一语中的,字字诛心,奥涅金对达吉亚娜怀有的根本不是爱情,而是为了自炫为“情圣”而做的可耻行径。与连斯基的决斗则是奥涅金自私最集中的体现。奥涅金以我为尊的性格是他勾引奥利嘉,最终导致与好友决斗的根本原因。哪怕在决斗开始前,奥涅金仍有机会挽回这段友谊,但贵族阶级的好面子与他自身的自负却将他推向了决斗的深渊。“然而晚了,时机已经飞逝……但愚蠢的人却会叽叽咕咕,传为笑柄……”《沉沦》中的“他”表面上是一副正人君子模样,但文章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他的自私自利。这段话十分耐人寻味: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捱得过去。”
  前文写到“他”渴望改变旧社会,经常感慨中国的落后,但这段话却展示出了他在爱国热血青年假面下隐藏的自私:想到异国追求享乐并猎艳的心理。文中也写到“他”是因为N市是日本盛产美人的地方才选择来那读书,而不是为了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更佐证了他在高度的思想觉悟背后潜在的利己主义思想。
  三、“多余人”与“零余者”之异
  虽然“多余人”与“零余者”一脉相传,但“零余者”却不是“多余人”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学艺术形象。“零余者”的形象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发扬与五四运动的先进文化中,它的行为模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都与“多余人”有别。
  “零余者”不像“多余人”有丰富的华丽辞藻,他们的言行更像一个普通人。不同于奥涅金的侃侃而谈,“他”的所作所为往往格局很小。比起奥涅金希望用西方启蒙思想改变俄国的愿望,“他”虽然也有类似想法,但他更多地关注自身这样小人物的命运。他会在寂寞时刻走到荒无人烟的乡间管道上读诗,感叹自家的可怜;也会暗恋房东的女儿,以至于克制不住欲望去偷窥。“他”与长兄因为一些小事的决裂更是凸显了这一点,他与长兄的决裂比起奥涅金与连斯基的决裂更加荒诞,而且“他”在决裂后对长兄的冷暴力和变态般的报复比起奥涅金的正面决斗更显小家子气。“迟卒业一年,就是早死一岁,你若因此迟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对你兄长含一种敌意”。这种格局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身世以及环境的不同,奥涅金身为贵族,所处的沙皇俄国尚有他的一席之地,而“他”所处的中国旧社会和日本则与他水火不容。社会对“他”的排斥造成了他比奥涅金更加敏感的心理以及更低的精神层次。
  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过“,多余人”本质上是懒惰的人。“零余者”虽然有浑浑噩噩的一面,但也算是勤奋之人。不像好逸恶劳的“多余人”,“零余者”更多地表现出的是积极入世的态度,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存在了。”他笔下的“零余者”对爱情的追求、对报效祖国的渴望和对侵略者的痛恨是与“多余人”截然不同的。赫尔岑这样描述奥涅金的性格:“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可以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奥涅金厌恶旧文化却不采取行动,认同新文化也无力去实践。这样无法脱离旧文化,又不能扎根于新文化,无法找到生活的方向。他感到变革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所以他“你看他一家一家去游荡,像个哈罗德,到处懒洋洋”。但“他”却能大喊出自己的愿望:“他们都是日本人……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在学校里他也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专制弊风,最终被学校开除。零余者这种勇于行动、积极入世的态度是五四运动光辉最闪耀的体现。   “零余者”面对人生不像“多余人”一样放纵自我,向挫折低头,屈服于命运。在杀死好友后,奥涅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补偿行为,而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农村,到国外漫游,留下连斯基的未亡人奥利嘉独自神伤。在诗的结尾,奥涅金被达吉亚娜拒绝后,更是失魂落魄,远离了故土,“我们的主人公,而且长久地……永远地离开了”。《沉沦》中“他”则用自己的方式对命运做出了抗争:或是放浪形骸,游离于山水之间,或是灯红酒绿,极尽世俗之欢。“他”最终选择用自杀来对抗这世界不公,这是“他”最后也是最有力度的宣言:“你快富起來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种扭曲的抗争是时代的不公所导致的,他们虽然诞生于思想最进步的时期,但面对存在了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是显得渺小。可以说,“零余人”生在了最好的时代,也生在了最坏的时代。
  四、结语
  普希金对奥涅金的刻画凸显了自己对世俗的不满,郁达夫对“他”的刻画也孕育了对吃人旧社会的反抗。在奥涅金之后,俄国文坛上又出现了诸如罗亭、毕巧林等“多余人形象”;郁达夫在《沉沦》后也创作出了《南迁》、《银灰色的死》等描写零余者的作品。“多余人”与“零余者”既一脉相承,又各有千秋,二者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此处有双引号,为文章中的人名,后同.
  ②此处无双引号,为人称代词,后同.
  参考文献:
  [1]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查良铮(译).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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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石健.忧郁背后的狂欢——重读郁达夫《沉沦》[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
  [10] 冯毓璇.论郁达夫与王蒙笔下的“零余者”形象———以《沉沦》中的“他”与倪吾诚为例[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11] 闻娟“.零余人”形象研究[J].传奇·传记,2011.
  作者简介:李乐毅(1995-),女,广东江门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作者简介:吴思腾,西安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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