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延安木刻版画中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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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2848

  摘要:艺术的发展脱离不开时代的特征,艺术创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表现出独特的时代性。延安木刻版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继承新兴木刻艺术基础上,并在革命圣地延安所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延安鲁艺木刻的时代性受当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成立之初起就刻担负着宣传革命精神,呼吁人民群众为民族兴亡作斗争的任务。本文以延安木刻版画为研究对象,浅析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延安鲁艺木刻版画中所蕴含的时代性,以及延安木刻版画时代性在陕西的延伸和影响。
  关键词:延安木刻版画;时代性;革命性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3-0061-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41
  一、前言
  延安鲁艺木刻是对鲁迅所倡导和培育的新兴木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结合延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革命需求,鲁艺木刻在发展中逐步完成了向本土化的转变,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形式。鲁艺木刻家在革命时期所创作的艺术作品,集中反映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特征,显示出了强烈的时代性、革命性、民族性。
  二、延安木刻版画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兴起,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从国外引进并推崇,尤以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和梅斐尔德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而这种具有大众性、现实性、革命性的艺术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美术青年的共鸣。“七七事变”以后,一批青年美术家怀揣着革命的热血,奔赴抗战前线和敌后。延安作为当时的革命圣地,吸引了一批美术青年的到来。
  1938年4月10日,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延安鲁艺自成立之初起便立足于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服务。延安鲁艺汇集了江丰、陈铁耕、华君武、胡考等活跃于上海等地的左翼木刻家,他们以延安美术系为活动中心,将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在延安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与发展。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以后,美术系主要活动以木刻版画为主,除了受鲁迅新兴木刻艺术的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当时延安条件的限制。由于油画、国画等所需要的颜料、画布、画纸、画笔等绘画用品极度缺乏。而木刻所需要的梨木板和枣木板在当地很好获取,木刻刀、木刻纸以及黑色油墨在延安的工厂都能生产。再加上木刻可以一版多印的特点,更能适应广泛宣传和教育群众的需要,具有其他画种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所以木刻成为美术系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美术系也几乎变成了“木刻系”。
  1938年底,在鲁艺木刻研究班的基础上组成木刻工作团。木刻工作团由胡一川带领,罗工柳、彦涵、华山等人组成,一起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们在敌后根据地开展艺术实践工作,在深入扎根民众生活中,鲁艺木刻团结合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创作出了大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例如连环画、新年画等。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5月30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艺,他针对鲁艺一度都出现的“闭门提高”和脱离现实的现象指出,要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木刻家们深入生活,联系实际,到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在创作实践上探索出現新景象。
  三、延安木刻版画中的时代性表现
  (一)抗日救亡与民族解放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国的宣传任务迫在眉睫,延安鲁艺木刻家们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鼓励全民共同抗日,以木刻为武器,创作了大批有关抗日战争和军民共同抗日的版画,以宣扬民族精神。如彦涵的《火烧阳明堡机场》《收复井陉煤矿》、《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这幅版画采用三角形构图,黑白对比强烈,人物塑造采用阳刻手法,作品给人以刚劲有力的感觉。沃渣的《救护》以单纯、强烈的艺术语言塑造了老百姓帮助部队运送和救护伤员的场面,画面层次分明、构思巧妙,体现了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精神。另外,艾炎的《响堂铺战役》、胡一川《八百壮士》等作品都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人民坚定的抗战信念,木刻版画在这样的时代中,为人民大众和前线抗日战士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
  (二)与民间传统美术的结合
  木刻家们在深入实践,扎根生活中,注意到本土艺术独特魅力,对传统的年画、剪纸、农民画进行研究改造。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代表,1940年春节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开始尝试将传统年画与版画结合,创作出大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年画。新年画以现实生活为题材,采用简洁的线条和浓郁的色彩,使作品充满装饰性。如胡一川的《军民合作》以身边现实生活为题材,构图简洁,刻画细腻,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罗工柳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人物形象生动、精神饱满,与年画的结合更显的通俗易懂,传达出敌后军民的抗日热情。彦涵的《保家卫国》,杨筠《努力织布,坚持抗战》等都是新年画的主要代表作品。版画与剪纸艺术的结合简洁明快,在刘蒙天的版画中融入了陕北民间剪纸艺术,表现生产运动,如《纺线线》《锄草》等,技法上采用平刀阴刻,注重明暗和光影效果,人物作剪影处理,造型简练,刀法粗狂。
  (三)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
  延安鲁艺自成立起,就创作了很多以人民群众为题材的作品,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艺术要为人民大众和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路线,并提倡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受毛泽东思想指示,鲁艺美术系深入工农兵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场景。古元的创作以典型的农民生活为主,他具有政治倾向题材的版画中所蕴涵的对农民的关心和热爱,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主张和出发点是一致的。如《减租会》是基于人民生活的一幅木版画,描绘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场景。焦心河的《商定农户计划》反映了在党带领下进行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气象、新事物、新生活,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另外,还有江丰《清算》、马达《推磨》、戚单《打水浇地,防寒备荒》等许多作品都是围绕人民生产生活展开,真实地反映了延安时期工农兵生活的常态。   四、延安木刻版画时代性在陕西的延伸与影响
  (一)对陕西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的影响
  延安木刻所形成的技法与观念,作为革命时期艺术的成功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全国各地,而延安木刻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时期所形成的时代性精神,对建国后中国艺术的发展和陕西美术的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陕西形成的“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就是对延安木刻时代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20世纪60年代,以赵望云、石鲁等为代表所形成的“长安画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他们以陕西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为主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在实地采风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走向生活,面向大众的写生作品。
  20世纪80年代,陕西画坛又涌现了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黄土画派是基于学院教育系统建立起来的,他们立足黄土,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凭借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新的审美情怀和语言方式构成了鲜明的艺术风貌。
  从60年代长安画派到80年代黄土画派,陕西美术发展一直尊崇延安时期木刻创作中“关注现实”、“走向生活”、“尊重传统”的艺术创作理念,可以说,陕西美术的发展是基于延安时期美术在新时代下的继承与创新。
  (二)对西安美术学院的建设与开拓的影响
  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木刻家们成为了新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如刘蒙天、武德祖等人,将鲁艺理念和精神带入西安美术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中,建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民族艺术。刘蒙天在担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院长三十多年中,将延安木刻版画的技法和理念,以及所蕴涵的时代性带入西安美术学院的教育建设中,主要表现在:
  1.    注重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把育人放在首位,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学生,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组织带动师生深入群众生活,进行社会实践,宣传党的政策与思想。
  2.    重视基础教学,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繁荣艺术创作;注重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鼓励学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素材,用艺术反映生活,结合民众审美,让艺术走向民众。
  3.    坚持艺术实践扎根生活,主张艺术学习要建立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高度社会责任感去反映现实,歌颂人民。带领师生下乡写生,深入工农兵群体,体验生活。刘蒙天等人作为西安美术学院的建设者和先驱者,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艺术家,并在一代又一代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形成了西安美术学院良好的院风和严格的教学秩序。
  五、结语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木刻家与革命军队一同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用木刻这种无声而直击心灵的艺术表现方式宣传和呼吁民众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艺术,对时代精神的追求导致了延安木刻版画时代精神的产生。延安木刻精神中所蕴涵的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性,为我们在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融合与传承中,奠定了基础并做出了示范。我们要学习延安鲁艺创新发展的优良传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找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精神坐标,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作中进行文化创造,在歷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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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黄江丹(1994-),女,山西运城人,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油画系专业,研究方向:造型艺术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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