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饭圈”青年:一个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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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25585

  【摘要】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代际人群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参与群体,他们的社会组织模式、社会参与模式、社会行为规则和社会意识都将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组织化的饭圈青年在当下的网络社会治理中尤为重要,因为当下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网络和青年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影响的变量,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正视网络青年文化圈层,视其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模式,更需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尊重虚拟空间里多元价值亚文化圈层的并存,关键是在平等前提下給予饭圈里的青年人更包容的发展空间,使之逐步树立与现实世界社会规范一致的行为规则,进而拉动饭圈青年人广泛参与到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的社会治理中来。
  【关键词】网络社会  网络青年  文化圈层  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9.004
  网络社会青年群体的特征和饭圈的形成
  青年人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就耳濡目染地与网络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故而在早期互联网生态中,迎合青年人喜好和符合青年人特点的内容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网络消费,还是网络文化,都出现了“得青年者得天下”的态势。围绕着青年人构建的互联网生态主要集中在泛娱乐领域,从最初的网络购物、网络追番、网络文学、二次元文化,到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都出现了比较典型的青年趣群化聚集,产生了各自的圈层文化。早期,这些领域和现实生活社会治理的连接性较弱,也较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非娱乐领域,由于缺少与现实社会的连接,饭圈文化经历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
  当互联网全面普及之后,人们走向线上线下融合式的社会参与时,饭圈不可避免地给社会治理带来一些冲突和矛盾,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作为饭圈主力的青年人总体上仍处于人生的成长期和向成年人发展的过渡期,其社会化进程尚未完成,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难免会带有一些偏离主流价值观的不成熟观点。
  第二,尽管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存在诸多交融之处,但在行为规则上仍然存有差异。而熟稔于虚拟空间饭圈规则的青年群体进入现实社会之后,有可能漠视这种行为规则差异而一意孤行,做出一些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举动。
  第三,虚拟空间是允许个性鲜明的饭圈群体存在的,甚至只有个性鲜明的饭圈群体才能在网络中吸引到更多的关注者和路人粉,而现实社会虽然也会尊重人们的个性化选择,但同时也强调集体性和社会性,故此网络中张扬的个性群体在真实生活中能否被接受也是一个容易引发对立的因素。
  当然,即便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向成年人过渡中的青年人追求个性和规则意识不足同样会引发其与主流社会的对立,而互联网不过是起到一个放大镜的作用,让饭圈里青年人的特点更容易被观察到,这更像是一个青年传统特点在网络时代的呈现。然而,饭圈青年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模式却是以往时代所未曾出现的。
  影响饭圈青年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模式的是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性。互联网联通了世界,它传递的信息流既让青年人获得了广阔的国际视野,也让青年人潜移默化地习得了不同社会背景的多元文化和价值。同时,互联网去中心化和自主性强的特点,也让青年人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民主意识、平权意识和主体意识,特别是在网络中的青年自组织里,民主和平权是较为通行的议事规则,每一个参与其中的青年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不需要仰视他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民主意识、平权意识和主体意识与西方社会带有政治色彩的民主和自由不同,本身并没有普世价值观的意涵,而是由技术衍生出来的网络社会行为规则,是在虚拟空间中自我萌芽、发展、形成的元规则和潜意识。多元价值和平权意识又决定了青年人更可能扮演局部的积极参与者和广泛的议题对话者的角色。从局部的积极参与者角色扮演来看,青年人集中且活跃的领域多存在于与其价值观、兴趣、爱好相符的网络领域,并且其能够成为其间的“主角”。反之,在话题更为广泛的现实生活中,青年人更希望作为平等的对话者,他们对待一些“不平等”社会条件选择抵制和不配合。于是,主体意识让青年人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以及以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综合来看,网络时代青年人的社会位置比以往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饭圈青年能够成为虚拟空间的局部中心,且随着其活动的增加,不断地向现实生活领域拓展,关注的议题和领域也渐渐涉及社会治理的更多方面。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人仍然力图保持已经习得的多元价值和平权意识,这对成人社会的规则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扮演平等的对话者角色,而非遵从者角色,这也体现出青年人较强的主体意识。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青年人的主体意识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在虚拟空间规则和社会生活规则不完全一致的时候,网络和青年两者效用的叠加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饭圈青年的自组织及其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在于共建共治共享,凸显了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多元性、跨界协商性和共生性(王名、董俊林,2018)。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要培育社会力量和重视社会参与。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是在新技术环境下的社会治理,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媒介、联络关系工具、沟通和协作桥梁必将发挥重要作用。长远来看,青年人势必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代际人群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参与群体,他们的社会组织模式、社会参与模式、社会行为规则和社会意识都将影响到现实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青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正在颠覆以往成年人主导的社会秩序(毛晓华,2010)。确实,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参与方式为饭圈青年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青年人在虚拟空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较多的话语权,饭圈作为虚拟社会的一部分是处于与现实社会脱嵌状态的。随着网络对社会各个年龄阶段人群渗透程度的不断加深,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的交互相融程度也不断提高,议程设置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交织。以往的饭圈议题正在试图不断地破圈、破次元壁,而主流社会的议程也开始左右着饭圈所讨论的话题。因而,本文所讨论的饭圈青年并不是互联网早期自发形成的、结构松散的网络趣缘群体,而是在特定的网络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模式下,形成的组织化的青年群体。组织化的饭圈青年在当下的网络社会治理中尤为重要,因为当下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网络和青年并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影响的变量,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从近期发生的一些案例来看,网络与青年两个变量有组织地结合在一起能够造成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影响未来网络社会治理格局的双刃剑。
  饭圈青年在网络时代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其争议和影响力均不断扩大”。饭圈作为网络青年自发组织,其组织目标是为各自的偶像尽力维护和宣传正面形象。饭圈青年善于利用网络工具,且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网络趣群的存在,在线上线下一体化、扁平化组织模式下,其响应速度和组织动员能力相当突出。而突出的响应速度和组织动员能力在不同组织目标的引导下,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走向,比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益捐赠活动和“227事件”中饭圈青年造成的社会反响就截然不同。下面,本文将对新近发生在网络中青年群体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其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方式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举国上下驰援湖北武汉,饭圈青年成为其中一抹亮丽的色彩。饭圈青年做公益捐赠已经存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大多是以偶像名义或者以偶像后援团、粉丝群体名义做公益和捐赠,其核心目标是提升偶像的公众形象。但在抗击疫情公益捐赠过程中,饭圈青年展现出了惊人的协作能力,从设定目标、筹集资金、购置物品到联系相关医疗机构,基本都是借助饭圈青年私人关系的内部协作实现的。同时,在抗击疫情、支援武汉行动中,饭圈青年实现了破圈的协作行动,临时发起了由来自内地、港台以及海外的27家粉丝团体组成的“666联盟”。虽然“666联盟”来自不同饭圈,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将行动目标从最初帮助各家偶像宣传正面形象,重组为联盟成员彼此认同的公益理念,并在共同的公益理念指导下,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的“毛细血管”。纵观此次饭圈青年发起的驰援湖北武汉的捐赠活动,任何一个粉丝团都可以作为发起者(中心),也可以作为参与者(节点)进入,却丝毫没有影响每个粉丝团各自的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而且,粉丝团与粉丝团之间、粉丝团与官方机构之间都可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实现合作,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格局,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处理相关社会事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饭圈青年惊艳表现后不久,就爆发了另一场更让人惊讶的“227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社会参与各方从饭圈青年扩散到多个圈层的网络趣缘群体,呈现出一个更为符合网络特性和青年特点,也涉及更为广泛社会群体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过程。事件的最初是饭圈青年为了维护偶像的形象和声誉,采用自组织方式举报网文和辱骂作者,进而波及到同人文小众趣缘群体聚集的网络空间被封闭。但饭圈青年过度打压同人文小众群体,并波及其他路人利益的做法引发了对饭圈青年举报正义性的质疑,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尊重创作自由和网络共存两个方向,并对其指控提出了反驳。尽管这些反驳有些似是而非之处,但自由和共存是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引发极大共鸣的话题,也使得网络中不同圈层青年聚集起来形成反对饭圈举报行为的力量,被戏称为“227大团结”。反对的力量最初是在网络中以爆黑料和激辩的方式与饭圈青年对抗,并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拉锯状态。随着路人网民从围观到入局,“227事件”扩散成了近乎全网皆知的现象级事件。在围绕举报事件对抗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偶像工作室才发出了一份比较隐晦的道歉申明,随后,偶像全球后援会发布一份较为诚恳的声明,此次“227事件”的热度终于得以下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益捐赠活动和“227事件”展现了网络时代中饭圈青年所具备的巨大潜能,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挖掘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多元主体的有活力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案例。回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益捐赠活动和“227事件”的主要过程,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新时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青年人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参与方式,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
  首先,从社会组织方式来看,去中心化、构架扁平化、非正式化三个特点都非常明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益捐赠活动和“227事件”中出现了饭圈核心成员作为组织捐赠和组织举报的中心点,其传达捐赠信息和举报信息的路径没有严格的层级,是以发散式指令形式快速传播,且整个过程中没有正式组织的参与,看上去都是饭圈青年个人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网络行为,乃至后期偶像工作室和偶像全球后援团既可以将其定义为个别和少部分粉丝的单独行为以进行切割,也可以将其归结于偶像的成绩进行宣传。当然,这种带有弹性的处理策略是与饭圈的组织模式密不可分的。
  其次,从社会参与方式来看,尽管饭圈出现了一些组织化特征,但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性。无论是公益捐赠,还是举报行为,都是同时在多个平台采取了多种路径和多个方法,饭圈青年之间体现了高度的协作性和快速的动员响应的社会组织模式。
  再次,飯圈青年的自组织行为起源于虚拟空间,落脚于现实社会,比如公益捐赠的资金物品能够快速发放给有需要的机构,利用现实世界里举报的方式来打压小众的网络文化圈层,以及以涉及最实际利益的现实生活中抵制偶像代言的方式逼迫对手道歉。饭圈青年都走向了线上线下融合式的社会参与模式,这也意味着以往将饭圈青年视为与现实社会脱嵌的网络趣缘群体的看法已经随着饭圈青年的破圈行为逐渐转化为现实与虚拟融合式的社会参与。   又次,虚拟空间中的饭圈文化更强调平等和共存,网络时代的青年主体性感知在虚拟空间中明显存在。在“227事件”中争斗双方的缘由,毫无疑问是饭圈青年认为小众文化的自觉应当低于自带流量的明星偶像,从维护偶像形象的角度去打压一篇文章和一个作者,扩展到了一个粉丝圈层打压一个同人文圈层的局面。引发诸多圈层和路人网友参与的关键,是饭圈青年扮演审判者角色凌驾于同人文圈层之上,举报行为在事实上侵害到了其他圈层的自由、自主的权利,进而激发和唤起了多个圈层和路人网友的平权意识和主体意识,最终遭致同人文圈层和路人网友的集体反击和抵制。
  最后,以往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脱嵌的情况下,虚拟空间的行为对现实社会生活影响不大,也很少遵从现实社会的行为规则,比如虚拟空间中不同文化圈层争斗双方除了激辩和谩骂之外,并无有效限制对手行为的手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益捐赠活动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关注的关键是,以现实社会中难以复制的社会组织模式,完成了具有社会价值共识的救急捐赠工作。而“227事件”之所以造成巨大影响也是因为无论是饭圈青年,还是同人文圈层和网络路人均选择了以现实世界的社会规范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以现实世界的反制方式作为最终解决方案。这体现出网络时代青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更多虚拟空间的话语权,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式参与,越来越需要遵从现实社会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则。总体而言,网络社会特点加上青年人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特点,决定了以往仅仅把饭圈视作一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以饭圈为代表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圈层具有极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且随着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的融合,网络青年亚文化圈層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将更为明显。
  可见,饭圈青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既可能作为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有可能成为触犯社会规范和虚拟空间规则的越轨者。正视网络青年文化圈层,视其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模式,更需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尊重虚拟空间中多元价值亚文化圈层的并存,关键是在平等前提下给予饭圈里的青年人更包容的发展空间,使之逐步树立与现实世界社会规范一致的行为规则,进而拉动饭圈青年人广泛参与到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的社会治理中来。
  改善青年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网络时代的到来给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带来了一个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契机,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征有助于多元主体参与,青年人的平权意识和主体意识为民主协商提供了可能,在新时代需要重视青年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需要重视网络原住民一代的社会参与路径和特点。网络时代,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隔阂逐渐淡化,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的90后和00后的网络行为逐渐与社会生活融入在一起,网络社会青年群体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从既有案例研究来看,饭圈青年的社会参与呈现出线上和线下共同参与的双重路径,这意味着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90后和00后的分析和判断不能只局限于青年人在虚拟空间中的行为表现,更要关注青年人网络行为融入社会生活之后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就饭圈青年线上线下双重路径参与的特点来看,其参与具有广泛性、协同性、聚集性。广泛性是指在类似于饭圈青年的网络青年群体内部一旦发生相关的网络事件,群体内部是普遍参与,而不是个别行动。协同性是指饭圈青年在网络事件中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为了一个目标相互协作。聚集性是指网络事件形成相应的中心点,而青年人的社会参与是围绕着中心点来展开的。
  广泛性、协同性、聚集性特征在线上线下可能造成正面或者负面的社会效应更加轰动。青年人的网络参与路径和特点对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而言极为重要,因为饭圈的动员机制、组织模式、团结社会力量的灵活性和爆发力都是传统社会组织模式所无法企及的。因而,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必须重新审视网络时代青年社会参与的路径和特点,引导其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对可能存在的社会危害也要有所预防,特别是如何规范和化解广泛性、协同性、聚集性很强的群体行为。
  注重合理引导网络青年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从既有案例来看,以饭圈青年为参与主体的网络事件的走向主要受到少部分“意见领袖”的影响。对社会治理而言,“意见领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但在网络青年群体中,饭圈的“意见领袖”则与以往“意见领袖”有一定的差异。
  饭圈青年“意见领袖”的出现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因为饭圈青年的聚集是围绕着偶像形成的,在没有偶像或者偶像背后经纪公司的支持下,不存在固定的“意见领袖”,所以“意见领袖”的出现往往是围绕着某一个事件而产生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阶段性、局部性中心的特点。当临时的“意见领袖”出现并发出行动号召后,饭圈青年可能围绕着临时的“意见领袖”开展各种社会参与活动,并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在圈层化或者趣群化的网络青年群体中,由于具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或者相似的利益关切,更容易出现临时的“意见领袖”,因而对临时的“意见领袖”的引导就需要从针对个别人扩大到对阵地主要参与群体的规则的塑造,要把握青年一代的兴趣和特点,创造更好的民主协商的社会参与环境,使之自发形成自主性强的规则塑造模式,通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唤起其主体意识,并形成群体性的“意见”引导机制。
  客观看待青年一代在虚拟空间中的话语权。在早期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青年一代在虚拟空间饭圈中拥有了比较大的话语权,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青年人尽管在虚拟空间中仍然占有一定话语权,但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影响力可能是被过度高估了。尤其是从近期发生的一些案例来看,饭圈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方面的表现引人注目,但真正能够发挥实效的还是现实社会的规则规范。   故而,对饭圈在虚拟空间中所拥有的话语权要客观看待,在一些青年人主导的泛娱乐领域,需要尊重他们的想法,没必要把虚拟空间泛娱乐领域与现实生活等同起来,尤其是要避免对青年人及其小众兴趣爱好的污名化。当然,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络空间中也需要关注青年人话语权对其失范行为的作用,避免违反社会规则的话语权被滥用、被误用,成为导致网络空间负面事件和现实生活失范行为的引子。
  重视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的潜力。以往有关亚文化的研究都侧重于其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其自身的符号性、叛逆性、对抗性特征,较少有研究者将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来研究。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作为亚文化主要参与群体的青年人往往因为是小众群体,很难在地理空间上实现聚集,而网络时代的小众群体则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大规模的聚集,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亚文化圈层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力量。
  考虑到处于亚文化圈层的青年人还带有较强的共性,比如饭圈青年有共同的偶像,更容易形成群体性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这为亚文化作为社会组织力量提供了群体基础,且其组织、动员的便捷程度也大大提高了。重视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的潜力,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其作为推动青年人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防范其造成具有破坏性和失范性社会群体行为的风险。
  引导和培育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网络青年,如饭圈青年的聚集通常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聚集点,其一是网络平台,如微博;其二是围绕偶像组织的网络社交群,如微信群。网络青年的组织和参与高度依赖这两个聚集点,大部分网络群体行为的发起、传播也是起源于这两个聚集点,两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在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强调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更要强调偶像的社会责任。
  對于网络青年而言,由于青年本身仍处于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中,难免在其行为方式上出现一些失范和越轨,特别是缺乏足够的责任和规则意识,容易由冲动产生冲突。建设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方面,年轻人还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从青年一代成长的轨迹来看,并非是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遵守规则,而是由于其社会角色和社会阅历的原因,相较于成年人而言比较缺乏责任和规则意识。因此,引导和培育青年人的责任和规则意识尤为重要,只有青年一代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了解了社会规则,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因子,才有可能不辜负党和国家对他们“担当责任、奋发有为”的殷切期望。
  参考文献
  王名、董俊林,2018,《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及其理论思考》,《行政管理改革》,第3期。
  毛晓华,2010,《成人社会要研究青年改变自己》,《中国青年研究》,第7期。
  责 编/张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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