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首页 》 政治论文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作者:无, 字数:26094

  [摘要]  地缘政治事件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因其复杂多变、形式多样的特征,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成为OFDI的直接影响因素。本文以2001年至2017年间受重大地缘政治影响的12个新兴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基于适应性预期模型将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与OFDI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分析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与OFDI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频繁波动,呈周期性特征并具有区域异质性,能较好反映地缘政治事件对投资者预期的显著影响;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大小对新兴经济体OFDI的影响存在阈值,较低的地缘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对OFDI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在地缘政治风险较低时期,新兴经济体积极将高质量外资“引进来”,有利于内资企业“走出去”,两者相互促进;新兴经济体人口规模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预期地缘政治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FDI)  全面FGLS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0)05-0123-13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使得国与国之间高度关联、互利互惠等合作交流活动频繁,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OFDI)快速增长,但是因国际化经验欠缺,对国家间文化差异、民族宗教冲突及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产生的地缘政治风险防范与应对意识薄弱,对外投资成功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战争、核危机事件、重大疫情的影响下,国际直接投资受到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宏观经济及市场需求稳定性遭受剧烈破坏。①②③汇率、货币与财政政策及经营与交易成本是最能反映地缘政治风险冲击的重要指标和表现形式。④⑤但是无论何种地缘政治风险冲击形式,都会给投资者风险预期带来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这主要包括基础性影响和时变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市场造成突发性恐慌情绪并迅速传染,重创对外直接投资意向。因此,不同于一般系统性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具有突发性和破坏力强的特征,可短期快速影响宏观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显然,跨国企业便是地缘政治风险冲击的直接对象,但是一般跨国企业风险应对机制相对较弱,缺乏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業缺乏投资经验,容易受“羊群效应”影响。由此可见,地缘政治风险不利于投资者制定短期决策,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短期剧烈波动,甚至产生新的地缘政治风险及附带负面影响,如次贷危机、通货膨胀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涌现。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是保障全球经济繁荣发展,促进各国企业走出去,吸引外资走进来,扩大全球文化交流和融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有效防范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有利于增强跨国资本流动,也有助于新型经济体了解投资环境,改善自身制度缺陷,培养制度自信,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这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01-2017年受地缘政治风险严重影响的12个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借助ARMA模型计算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基于FGLS和PCSE修正面板模型考察并验证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作用路径,以解决如下问题:第一,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是否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持续性影响,具体影响机制如何?第二,国际资本如何应对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影响并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这对新兴经济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合作共赢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亦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全球“2019-nCoV重大疫情”下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一、 文献回顾
  地缘政治风险涉及军事、文化、宗教、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多方面,既存在短期风险也存在长期风险,因此地缘政治风险逐渐成为新兴经济体“走出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风险测度和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关系层面开展研究。有关地缘政治风险测度方法与指标评价体系研究较为多元化,测度方法较为常见的是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法①,突变级数法计算东道国风险②,但是却存在难以区分内部地缘政治风险与外部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效果,存在部分信息丢失的问题。不同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程度不一,部分地缘政治风险会随时间逐渐消减,而部分地缘政治风险则会产生新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较多的地缘政治风险测度数据延展性较差,仅选取某一虚拟变量描述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前后的冲击,使得新兴经济体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总体风险波动情况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国内尚缺乏一套长期一致有效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标。而Caldara、Lacoviello依据新兴经济体地缘政治事件在国际主流报纸出现的频率计算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GPR),可较为充分地完善地缘政治风险时间跨度长和指标量纲难以统一的相关问题,能较为客观、直接并全面地反映实际地缘政治风险变动情况。③
  对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关系的研究,最为经典的文献便是Nigh立足于政治事件对美国制造业向拉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与国内政治冲突事件均受到外国直接投资者普遍关注。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政治与经济时,更加谨慎的决策过程将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⑤⑥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便明显受到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抑制作用。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偏好。①②对比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制度环境,我们发现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环境明显更为复杂,法律规章差异较大并极不完善,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对新兴经济体中经验不足的跨国直接投资者形成制度障碍,隐形成本大幅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制度风险偏好性。③④⑤当前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格局充分证实了制度风险的偏好性。⑥⑦
  然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随全球化进程加快,政治与制度风险偏好并不能改变其面临的更加复杂多元的系统性地缘政治风险这一事实,因而跨国投资者如何增强地缘政治风险防范与应对意识,需要更进一步重视。同时,梳理有关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间作用机制的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地缘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尽管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其深度与广度仍存在明显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暂未全面考察新兴经济体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关系,也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受到投资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和跨国投资者两大视角对现有文献拓展如下:使用全面客观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GPR) 描述地缘政治风险,通过ARMA模型计算投资者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选择PCSE和FGLS面板估计方法综合探讨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考察人口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破坏性极强、全球性的典型地缘政治风险,为此将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将全部样本分为2000—2007年、2008—2017年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估计。   二、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地缘政治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范畴,可决定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地缘政治风险意味着投资者面临潜在损失。为此,在分析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影响机制后,笔者构建理论与实证模型。
  (一)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2001-2017年12个新兴经济体数据,涉及中国、俄罗斯、乌克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土耳其、南非、以色列、委内瑞拉及墨西哥等国家。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原始数据缺失过多,未被纳入新兴经济体研究样本。为消除异方差扰动,各变量均取绝对值并进行对数处理。
  其中的变量数据来源情况如下:(1)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数据库(UNCTAD)。(2)解释变量:为准确刻画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结合地缘政治风险GPR指数①,参照夏婷、闻岳春的处理过程,将变量ARMA处理,获取残差项平方,使用实际的GPR指数减去残差项平方进而得到投资者预期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lnEGPRit②。(3)控制变量:国内人口数(PO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数据来自UNCTAD。
  (二)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根据不确定性理论,除投资者面对的投资风险不确定性外,地缘政治风险也是一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面对的投资风险加剧。特别是本国或东道国一旦出现地缘政治风险,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放弃公平博弈及投资组合,退出资本市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减少。同时,资本退出过程中存在调整成本,不完全可逆,大部分投资主体将在地缘政治事件实际发生之前,采取推迟投资进程、减少资金投入、改变投资组合及转移资产等方式快速规避风险。③④因此,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影响。本文主要考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借鉴适应性预期理论,首先考察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过去预期,通过过去预期进一步修正偏差后的未来预期。⑤基本理论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εit为随机扰动项,lnEGPRit、lnFDIit、lnOFDIit、lnPOPit分別表示未来预期的地缘政治风险、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国内人口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三变量”原则,模型构建中并未将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等竞争性解释因素作为回归方程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虽然同为新兴经济体,但是受国家规模、要素禀赋等客观因素影响,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产生不可观测的冲击。因此,随机干扰项可能不满足OLS估计假设,即未考虑可能存在的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使用最小二乘法或极大似然法的回归结果必然存在偏误。于是在基本均衡投资模型基础上选取FGLS估计对截面数据的异方差、同期相关以及序列相关等问题进行修正,通过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PCSE)修正标准差,对比检验估计方法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同时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
  通过构建上述计量模型,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 新兴经济体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变化趋势
  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是通过适应性预期模型获得,描述各国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预期。通过综合考虑各新兴经济体过去发生的地缘政治风险事件,在此基础上做出评估,形成心理预期后决策响应。计算得到的2001-2017年各新兴经济体预期地缘政治风险 (EGPR) 如图1和附录中的数据所示。
  由图1可知,预期地缘政治风险(EGPR)可较为精确地描述2001-2017年新兴经济体出现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前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结果显示,各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随时间推移总体呈增长趋势,均存在多个波峰和波谷,表明各大新兴经济体投资者预期均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波动周期可明显由波峰波谷观察出,其波峰分别位于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5年。同时,2013—2017年,各大新兴经济体投资者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显著增加。特别是在2013年,投资者对乌克兰地缘政治风险预期达到波谷,但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投资者对乌克兰地缘政治风险预期迅速增强,当2014年“乌克兰冲突”事件发生时,地缘政治风险预期持续增强,在2015年达到波峰,为历年来最高。
  由附录可知,各新兴经济体预期地缘政治风险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存在显著波动。2001—2017年,按各年各经济体地缘政治风险最大值和最小值出现的频率排序发现:土耳其是地缘政治风险中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其政治较为动荡,而泰国、以色列和南非是地缘政治风险较小的新兴经济体,该部分经济体政治稳定。
  三、 实证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 面板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组间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与组间同期相关检验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
  组间异方差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3中固定效应模型和全面GLS模型中沃尔德检验结果均拒绝同方差原假设,表明组间异方差存在,即在不同国家,因地缘政治风险大小和人口规模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会具有地区异质性特征。表4中无论是否控制时间效应和国别个体效应,组内自相关检验结果均拒绝“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原假设,存在组内自相关,即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不仅会对当期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产生影响,还会对后续投资规模产生影响,每一年对外直接投资均受到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的显著性影响并进行调整。表4中Breusch-Pagan LM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189,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同期相关。经济全球化,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互相依存关联,各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必然受到区域联动影响而存在显著关联性。
  (二) 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实证分析
  上述面板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同期相关与组内自相关同时存在,在普通OLS模型基础上,选择自回归系数相同与自回归系数不同的FGLS模型[AR(1)和PSAR(1)],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PCSE模型,同时考虑异方差、同期相关与组内自相关因素同时存在的全面FGLS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由表5回归结果可知,AR(1)和PSAR(1)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主要根据PSAR(1)、PCSE模型及全面FGLS模型进行分析。   如表5所示,各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上一致,模型较为稳健。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系数分别为-2.0560、-2.3670,均在1%水平下显著,即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会显著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时,会将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纳入其投资决策判断的重要因素中,当意识到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增加时,将通过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降低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导致资产损失的概率。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会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相对于一般风险更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这与Bilgin等的观点一致。当对地缘政治风险心理预期增强时,为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潜在投资损失,投资者会快速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削减地缘政治事件产生的冲击。同时,PSAR(1)与PCSE模型估计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外商直接投资在1%显著水平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新兴经济体将资本“引进来”对其资本“走出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每增加1%,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306%。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意味着经济体内部并未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显著影响,投资环境较为稳定,有利于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促进国家间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改善地缘政治冲突,进而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帮助本土企业客观理性地评估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预期,改善投资者地缘政治风险心理预期并增强其投资信心,利用其自身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扩展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优化本国产业结构。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动,特别是高尖端技术人才流动,管理经验的溢出帮助新兴经济体提高市场开放与国际化程度,是本土企业快速“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对比全面FGLS模型和PCSE模型估计结果可知,相关性系数大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别,两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系数分别为-1.6246和-2.3670,但是估计结果均显示,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Bilgin等的观点,即政治不确定性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从模型估计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FGLS模型人口规模变量显著性与PCSE模型存在显著差别。结合PCSE模型更为稳健和全面FGLS模型最有效率的两大特点,并根据异方差、同期相关与组内自相关检验结果,笔者认为全面FGLS模型更优。
  根据全样本的全面FGLS估计结果,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的确会显著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但是新兴经济体人口规模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不同于PCSE模型估计结果。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中的人口大国而言,它们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压力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国内制度约束更为严苛,规章制度透明度较差,社会政策等宏观环境极不稳定,不利于营造稳定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加上本土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其对外直接投资信心受到多重影响。另外,与PCSE模型估计结果相近,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对外直接投资在1%显著水平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随着新兴经济体将外资“引进来”将有效带动资本“走出去”。
  由表6中有关数据可知,新兴经济体早期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新兴经济体早期投资者经验不足,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地缘政治风险暂未引起投资者的重视有关。人口规模对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消极影响,这表明早期人口规模越大的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越低,原因主要与其早期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本较为饱和,跨国投资经验与能力不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早期新兴经济体引进更多的外资有利于本国资本“走出去”,外国资本为新兴经济体带来补充性资金、先进技术和投资经验,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快速提升。考察表7中2008—2017年回归估计结果,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以后,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人口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由显著抑制变为显著促进,这表明在重大地缘政治事件“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经济体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投资者都更加关注人口规模的影响,改善人口規模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负向作用,通过解决内部政治宗教冲突,塑造和谐稳定的投资环境。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和投资者开始利用人口规模产生的人口红利与规模经济,促进本土企业“走出去”,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但是,金融危机后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无法达到明显效果。
  四、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选用全面客观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准确描述地缘政治风险,借鉴适应性预期理论模型对2001—2017年12个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进行测量。然后运用PCSE和全面FLGS模型通过全样本、局部样本分别实证考察新兴经济体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人口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获得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测度结果显示,各新兴经济体投资者风险预期会受到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而产生波动,波动幅度存在异质性并随时间变化,存在多个波峰和波谷,具有周期性特征,可初步区分为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2008年后国际新兴经济体受到更为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考验。不同新兴经济体投资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存在周期性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并随时间频繁变化,受地缘政治事件发生的显著影响,投资者抵抗地缘政治风险能力较差。
  其次,基于PCSE和全面FGLS模型面板回归全样本估计结果,新兴经济体投资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当新兴经济体跨国投资者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再次证明了Bilgin等的结论;当投资者地缘政治风险预期提高时,会暂停并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以降低损失,这充分检验了Hoque等所得到的结论的正确性。   最后,本文对实证进行扩展分析后发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确能有效帮助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走出去”,佐证了李磊等的结论部分。①而人口规模是對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是通过将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局部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者对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存在阈值,即一旦超过对外投资者可承受阈值,其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将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不利于企业“走出去”。
  根据以上主要结论,笔者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第一,投资者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风险的周期性特征,投资决策过程也应分别考虑地缘政治风险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后,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加剧烈且不确定的地缘政治风险,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将新兴经济体内部与外部整体地缘政治风险预期纳入其投资决策过程,认真分析地缘政治风险预期的波动规律和周期,提升自身风险评估和应对能力,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找准市场进入最佳时机,提高投资效率。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风险管控部门与相关金融机构,在关注地缘政治风险的同时,将投资者的地缘政治风险预期纳入宏观经济监控体系中,提前做好风险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地缘政治事件对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冲击,实时掌握并在最快时间内解决投资者面临的外部困难,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第二,新兴经济体应继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通过良好外交关系获取政治互信,改善信息共享机制和犯罪打击机制,建立多边投资协定和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有效地削减地缘政治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投资者的地缘政治风险预期,减少宏观投资波动,提供稳定健康的投资环境。新兴经济体也应在完善自身制度缺陷的同时,迅速建立地缘政治风险应急管理机制,以便在投资者出现较强地缘政治风险预期时,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应急措施为本土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投资渠道和信用担保机制,避免投资活动受到不利影响。当地政府应利用官方曾经签署的国际合作框架协议,为企业提供税收补贴、无息贷款等适宜的配套性优惠政策,可在减少跨国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同时规避制度风险,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当地政府也应推广并为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项目注资,均可有效缓解地缘政治事件的冲击,帮助企业“走出去”。
  第三,新兴经济体的当地政府应为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基础保险与优惠措施,鼓励高质量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减少外资进入障碍,吸引外商进入,将外部资本“引进来”的同时,帮助国内资本“走出去”。另外,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当地政府应不断改善和解决内部政治冲突和宗教问题,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在提供稳定投资环境的同时加快国际化进程,帮助本国企业“走出去”,实现民生经济长期快速发展。
  (责任编辑:亚立)

相关

相关

相关

  • 应用型本科院校建筑设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 课程结构调整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 特色专业建设对我校安全工程专业发展的作用

  • 地方高校生态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研究

  • 面向注册工程师制度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改革

  • 高职院校辅导员理论素养的研究分析

No comments found.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