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治理与公众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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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15069

  [摘 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的舆情治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互联网媒介场域,围绕着真实信息的解构与建构,是这一时期网络舆情的新特征。网络媒体的“挤出效应”和“沉默的螺旋”是理解互联网媒介使用对公众政治信任影响机制的重要角度。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解构作用部分地通过媒体信任来实现,即互联网使用降低新闻出版业和电视台的信任,进而进一步侵蚀政治信任,揭示了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政治传播的“挤出效应”。政治兴趣程度高的公众,对互联网信息的甄别能力和意见表达能力更强,不容易陷入“沉默的螺旋”,因此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侵蚀程度更低。加强新时代的互联网治理,需要主动进行媒介融合,提升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培养理性公众。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网络谣言;政治信任;沉默的螺旋
  一、“互联网+”时代的治理议题
  媒介形态与公众政治信任是新时代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议题。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多样,其中媒介使用是重要的一个方面①。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的使用范围不断地扩大。一方面体现在信息内容的纷繁复杂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在不同年龄段的使用状况上。在网络环境中,不断地上演造谣与辟谣的斗争。网络谣言对于社会信任会造成侵蚀,如何进行修复和重建是一个难题②。网络对于政治信任的解构抑或建构,则是新时代下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政策议题。
  现有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文化规范和制度结构两个维度③。文化规范主义认为政治信任产生于价值观,受到当地文化规范的深远影响。而制度主义论者认为,政治信任主要来自经济绩效、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物质性因素。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按照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现有研究均找到了相关的实证证据④。从媒介使用和媒介形态的角度看,现有结论表明互联网对政治信任主要是解构效应。但是大部分研究对媒体使用行为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重视不够,互联网的解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针对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解构作用的分析主要是粗线条的“描述”,大多应用多元回归统计模型,而回归系数本质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具体的影响机制回归模型是无法呈现的。互联网影响政治信任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是否有差异?因此,从媒介使用的理论机制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二、媒介信息传播中的“挤出效应”
  网络媒介对于传统媒介的“挤出效应”。媒介受众的信息容量是恒定的,可以将公众能够接受的信息总量看作是一个容积恒定的容器。因此,当某种媒介带来的信息增多时,必然会对其他媒介信息产生影响。在互联网媒介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网络媒介对传统媒介的“挤出效应”。这说明,在“舆论阵地”中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处于既融合又对立的态势。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副作用基本上是这一主题研究的共识,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调查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点。互联网的报道价值多元,各种媒介形态的异质性十分明显。互联网使用与传统媒体信任的负相关,可以从上文提到的“挤出效应”和我国媒体信任的来源机制得到解释。但是,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电视台和新闻出版业等媒体能够很好地践行“党媒姓党”原则,以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媒体,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绘制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重要职责⑤。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民众的关切,引导培育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对于电视台和新闻出版业的信任,能够成为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很可能存在“互构”的问题,即统计学上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到回归系数的无偏估计。但是媒体信任对于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能够得到理论解释。
  通过提升传统媒体的信任,可以减弱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信任的消解作用。提醒政府在进行网络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树立政治传播的“阵地思维”,强化电视台等媒体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合法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信任的负向作用,而传统媒体信任对于政治信任的作用是正向的,所以总结变量——传统媒体信任对于互联网的政治信任解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遮盖”,这种“遮盖”使得原有的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三、媒介融合:信息传播业态的新范式
  媒介融合是信息传播业态的新范式,从多个面向塑造着信息的产生、流动、转译与接受。媒介融合指的是新媒体的转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被再度媒介化⑥。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在国家层面部署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能力提升的工作。早在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高度肯定了“互联网+媒介”的传播形态。这其中,“澎湃模式”和“中央厨房”模式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融合新方式。
  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进行创新发展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单纯地从媒介工具的角度看,移动互联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介已经逐步被边缘化。但是从内容生产的角度看,传统媒介在“转译”的过程中生产了诸多实质性的信息产品,这些产品依托新媒体的平台发表。比如上文提到的上海报业集团“澎湃新闻”,以及《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等等。传统媒体依托新媒体平台,能够获得更加广阔的受众和读者,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近年来,互联网媒介的互动化倾向更加明显,这对于互联网舆情治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诸如抖音、快手、西瓜、火山和哔哩哔哩等小视频传媒媒介,任何个人和主体都能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其互动性十分明显。一方面,这为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更加高效地介入到媒介融合中提供了可能。为了主动融入这一新的传播形式,近年来大量的政府部门开设了政务短视频平台。基于“共青团中央”政务抖音号的实证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工程和形象的宣传在点赞量和转发量等方面均有抢眼的表现⑦。点赞和转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认为是用户对于内容的认同,这种对官方的信息认同能够有效提升公眾的政治信任水平⑧。总的来说,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进程中,传统媒体依然大有可为。   四、公众政治兴趣与“沉默的螺旋”
  “使用-满足理论”(use and gratification)认为,公众选择特定的媒介形态是受到信息需求的影响,受众接收信息是主动的,会受到个人兴趣的影响⑨。关于互联网政治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促进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广大媒介受众娱乐化的倾向,进而使得在互联网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远离政治,带来政治疏离。按照这一思路,政治兴趣在互联网与政治态度的径路中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政治兴趣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是否有影响呢?从理论上讲,政治兴趣调节了制度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强度。基于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容易发现公众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的政治性使用或娱乐性使用。
  政治兴趣会影响互联网使用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强度。由于互联网的主效应为负,政治兴趣是虚拟变量,所以政治兴趣和网络媒介交互项应该这样理解:和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公众相比,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互联网的解构作用更小。理论上如何解释?政治兴趣的调节作用可以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进行解读。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较为完整地掌握了基本的政治参与技巧,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政治知识,对政治系统有比较全面的认知,对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所以,当互联网上出现明显的政治谣言、情绪化的政治批评时,这部分公众能够理性地判断和评价,避免陷入人云亦云的漩涡之中。相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公众则缺少这样的能力,缺乏对网络生态中繁杂多元的政治消息进行甄别和评估的意识,倾向于人云亦云地相信,这类群体容易陷入“沉默的螺旋”,因此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解构作用较强。社会焦虑容易在自媒体网络空间聚合,进而形成网络民粹主义。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进入关键阶段的重大变革时期,加强互联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⑩。
  五、加强互联网舆情治理,提升政治信任的对策建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全面加强新时代的互联网治理,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减少网络谣言对于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的影响。
  1.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站位,高度重视互联网舆情治理
  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互聯网舆情治理,主要表现为“有为政府”和理性公众。政府部门要充分意识到互联网舆情的重要性,重视网络谣言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实际上,舆情治理是一定持续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方面,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和事件节点,互联网舆情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谣言的种类也多种多样,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千差万别。互联网舆情的这些特点,要求政府加强舆情治理的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另一方面,政治兴趣能够影响互联网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即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而言,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侵蚀程度更低。如前文所述,“沉默的螺旋”是舆情传播中的普遍现象。对于具有较高政治兴趣和政治知识储备的公众,其不容易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更高。在互联网上获得政治信息的很可能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因此政治兴趣与互联网和政治信任相勾连也就在情理之中。这就意味着,理性公众的培育是应对千变万化网络谣言的有效途径。在理性公众的培育中,提升政治社会化效率是有效的政策抓手。政府要从政治社会化的高度出发,着力培养理性公众。
  2.主动进行媒介融合,提升官方媒体议程设置能力
  媒介融合是时代进程,政府部门应该主动融入,创新形式和手段提升议程设置能力。从近年来的实际发展,我们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许多政府机构和部门开设了政务公众号和政务抖音号,在信息传播和议程设置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从信息接收的角度看,简单明了的“干货”内容比长篇大论的模糊表达更加容易被接收。短视频平台所爆发的传播能力惊人,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正能量”和“中国故事”是新时代加强互联网舆情治理的有效途径。
  3.进一步强化媒介传播的阵地思维,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媒介融合是传播发展的新范式,但是信息传播中的阵地思维不能丢。从公众信息接收的角度看,每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的信息容量都是一定的。如前文所述,从信息容量的角度看,互联网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存在信息的“挤出效应”。这就意味着,在媒介传播和议程设置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宣传的阵地思维,加强在互联网传播领域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手段,引导广大公众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2019年“泛海学者”资助计划,编号:复旦-泛海201918110170039
  注释:
  ①张润峰:《政府信任研究综述》,《党政论坛》2017年第8期。
  ②许玉镇、孙超群:《公共危机事件后的社会信任修复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③William Mishler, Richard Rose .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1,34(2):30-62.
  ④王正绪:《经济社会现代化与大众民主观念在东亚社会的兴起》,《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⑤程中兴、廖福崇:《“大交通”时代的媒介形态与政治信任: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统计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⑥胡翼青、李璟:《“第四堵墙”:媒介化视角下的传统媒介融合进程》,《新闻界》2020年第4期。
  ⑦陈强、高幸兴、陈爽、胡君岩:《政务短视频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共青团中央”政务抖音号为例》,《电子政务》2019年第10期。
  ⑧马亮:《政务短视频的现状、挑战与前景》,《电子政务》2019年第7期。
  ⑨Yariv Tsfati, Gal Ariely.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Trust In Media Across 44 Countri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4, 41(6): 760-782.
  ⑩吕培亮、牟成文:《推动互联网治理现代化的六重思维》,《党政论坛》2018年第8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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