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确实“煽动”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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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34031

  [摘 要]张耀杰先生认为“五四”学生运动中蔡元培并没有“煽动”学生,依据是当事人罗家伦的回忆和蔡元培在1920-1930年代发表的一些反对学生上街的言论,但是翻检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可以发现蔡元培确实将汪大燮带来的消息通报给部分学生,然后促成了原定5月7日的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
  [关键词]蔡元培;五四运动;商榷
  [作者简介]商昌宝(1973-),男,文学博士,文史学者(天津 300380)。
  
  1919年5月4日之所以发生“五四”学生运动,蔡元培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学生在5月4日上街游行是不是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从中“煽动”的结果?这一问题此前作为多数共识或定论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过重视。不过,叶曙明先生在2009年的《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著作中提及“蔡氏是不赞成学生们游行的”[叶曙明:《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第174页。]。之后张耀杰先生2010年3月29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蔡元培没有煽动学生》一文,更是有针对性地而且“有理有据”地强化了这一观点,此文后来收入《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一书,产生更大影响。于是,蔡元培与“五四”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忽然间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了。
  一、文章是如何辩驳的
  因为叶曙明先生的专著在这一问题上只是浅尝辄止,本文重点以张耀杰先生的文章为对象。
  张耀杰先生的文章不长,而且其中涉及很多重要材料,在此不妨稍多引述。文章分三个小部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叶景莘的不实之辞、蔡元培的精神境界。第一个部分因为不涉及蔡元培,所以在此忽略。第二个部分中,他提及蔡元培与“五四”学生运动何以发生的两个史料:一个是胡适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晚十一时,车行。此为归国后第一次远行。与叶叔衡同房。我们谈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故事,有足记者。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征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其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五月二日夜(三日夜)去看蔡元培,先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故事。”另一个是叶景莘在《大公报》发表的《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其中“引述”道:“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后一材料,并非是叶景莘回忆原文而是一个概括,张耀杰先生不知何故使用了引号。不过这个概括虽然有些别扭,但并未改变和违背原文意思,只是不够完整,其中还有“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汪(大燮)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叶景莘)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等细节。而且,如果在引文中再加上原文的“次日北大学生游行,而‘五四运动’爆发了”一句就更清晰了。
  两则史料实际可以算是一个史料,因为胡适日记中的“叶叔衡”就是叶景莘,也即胡适日记所记来自叶景莘的记述。这则回忆史料简短概括就是,五月三日,林长民首先获知政府出尔反尔又决定签字的消息,然后告诉了汪大燮,在叶景莘的建议下,焦急的汪大燮坐马车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将消息告知了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所以5月4日学生就上街了。引述完两则材料后,张耀杰先生评判说:“关于五四运动的许多书籍、文章特别是文学性的历史演义中,大都采信了这一说法。”但“叶景莘文章中所说的蔡元培直接出面煽动学生上街游行的说法,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接着在第三部分中,张耀杰先生给出证据和理由。
  第一个证据是罗家伦的回忆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写道:“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第二个证据给出的是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的一句话:“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第三个证据给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写给傅斯年、罗家伦的回信:“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優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在引证这段文字材料之前,张耀杰先生还加上了一句话:“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然后由此得出结论说:“叶景莘把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的‘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直接挂钩,显然是出于对蔡元培‘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的角色定位的不理解。”
  三个证据给出后,就是张耀杰先生的各种分析,包括北京大学有一个政教分离的明确底线——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不可以直接煽动学生从事政治活动,以及蔡元培在1930年代如何不赞同学生运动等。为了加强这些分析,张耀杰还引证了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一书中的“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一节作为证据:“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文章最后,张耀杰先生结论说:“叶景莘之所以把直接出面煽动学生上街游行的说法加以蔡元培头上,是因为他对于蔡元培、胡适等人所提倡并且坚持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则、挺身负责、与人为善、宽容和谐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境界的不能理解。”
  二、辩驳文章的材料不足与漏洞
  无论从给出的证据看,还是全文的分析论证过程看,都可以说是比较令一般读者信服。但如果深度研读,可以发现张耀杰先生仅仅据此就直接得出蔡元培没有煽动学生的结论,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理由如下:
  首先,来看作为“正方”的证据,即叶景莘的回忆文章。
  无论是叶景莘对胡适的讲述也好,还是后来形成文章也罢,一些关键环节和细节内容,初步判断上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比如他在文章的开篇说:“‘五四运动’……其所以爆发于五月四日之理由则是一种对日外交的史料。这个史料中有许多事件,现在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只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一个人是胡适之先生,我在十多年前曾告诉过他,那时他即劝我写下来。”[《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作为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也就是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林长民的直接下属,叶景莘是第一现场人,因此其回忆的可信度就更高一些,这也就是胡适为何当时就建议他写下来,后来也记在日记中的重要理由。而且胡适日记中还在最后写下一句话:“叔衡有记载,留在北京,将来一读。”[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0-351页。]另外,根据叶景莘的记述细节来看,比如汪大燮“立刻自缮辞呈力争,并命结束会中事务”,打电报给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自己去汪大燮家并建言“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此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汪大燮“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处”等应该都比较有历史现场感,也与他所说的“现在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相合拍,即除了叶景莘外只有汪大燮和蔡元培了解内情。
  至于关键的一句“当晚九时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去谈,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诸先生”,正如张耀杰先生所质疑的“并没有亲眼见到”,自然当存疑才是。同时结合5月3日北大法政学堂晚7:00左右召开的会议来看,叶景莘所说的“当晚”也不可能。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因时间久远而出现的记忆误差,比如把5月2日晚(胡适在日记中有所注意和提示)误记成5月3日晚,比如蔡元培召见的学生中没有罗家伦,还是纯属于忆者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制造了虚假信息?如果是前者,不影响蔡元培“煽动”学生的结论;如果是后者,那就值得深度怀疑了。
  其次,来看作为“反方”的证据,即罗家伦的回忆文章、许德珩的文章和蔡元培的回信。
  罗家伦的回忆文章,是他在1931年口述、马星野记录整理而成的,当时并未公开,直到1978年才由其女罗久芳整理发表出来。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这篇文章的可信度也很高,比如3日那天他去了清华大学,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邵飘萍到北大做了鼓动报告、许德珩做演讲、刘仁静拿刀要自杀、一个同学写血书、会议组织者改变“五七发难”的原计划定在第二天游行等。[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1989年第5期。]如果罗家伦以上所记都属实,那么叶景莘所说的蔡元培3日晚9点的召见,就不应该包括罗家伦。当然,蔡元培是否召见了其他学生的说法,也就值得怀疑了。
  但其中关键一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应该存疑。因为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已经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早已经人尽皆知。作为一直热心国事的学生,何以要“不料”呢?还有,3日在法科第三院——也就是法政学堂——召开会议,是3日之前的2日由北大国民社计划好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并在3日上午(蔡晓舟、杨量工在《五四》中记录的是:“北京大学学生遂于三日(星期六)午后一时发出通告,召集本校学生于晚七时在法科大礼堂开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53页。])北大壁报上贴出13校学生代表要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传记文学》1966年第5期。]而不是邵飘萍一演讲鼓动,同学才“召集临时会议”。基于这两点疑问,可知作为新潮社成员的罗家伦,要么对北大5月2-3日之间的一些事情并不知情,要么是时间久远记忆中有错误。作为回忆文章,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样不稀奇。
  既然葉景莘和罗家伦两个当事人的回忆存在信息不能对接或矛盾冲突的问题,所以在不能找到其他更有力的旁证的前提下,是不能仅仅相信罗家伦的一面之词而直接否定叶景莘的。
  张耀杰先生给出的第二个证据,即许德珩回忆的那句话,实在是不能算作一个有力证据,因为“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这句评论性的话,是一种观点大于事实的陈述,目的是为了呼应蔡元培曾于1918年5月21日劝阻过北大学生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张耀杰先生将其作为证据,显然有这样一个逻辑:上一次劝阻了,那这一次也肯定不赞同。但是,一事归一事,每个人对每一件事的判断不同,当然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比如前一次赞同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共同防止苏俄给远东带来的威胁,加之蔡元培常规情况下奉守大学不介入政治运动的规则,所以才出面加以劝阻,但另一次情形不同了,或者感觉事态更严重了,他完全可能改变观点并做出超出常规的举动。其实,张耀杰先生完全可以引证许德珩1948年回忆文章中的话:“‘五四运动’,蔡先生在事前是没有与闻的。他于学生的爱国行为是既不阻止也不鼓励的。”[许德珩:《“五四”二十九周年》,《观察》1948年第11期。]这样的证据更充分一些。   第三个证据是蔡元培本人的说法,初看上去很令人信服,尤其是张耀杰先生在引证材料前加了一句“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于是读者很容易认可张耀杰先生的分析和结论:“叶景莘把五四运动的爆发”“显然是出于对蔡元培‘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的角色定位的不理解”。不过,完整地看完蔡元培1924年12月4日给傅斯年和罗家伦的这封回信,却并没有找到张耀杰先生强调的那句“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类似的表达。来看信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张耀杰先生引证那段文字之前的部分:“弟再四思维,此时实不能遽作归计。盖以救国问题而言,此时属最急者在打倒军阀之预备,此断不能入辛亥以前之革命事业,利用几支军队或放几个炸弹可以收效,而根本解决,计在建设民军,使国民各有当兵之资格,或投入军队或发起团练,以自卫之精神代随地劫掠之募兵。”“至关于北大之问题,弟自忖精力实不能胜此烦剧,若以梦麟石曾诸君任之,实较为妥当。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关系。”[罗久芳编著:《文墨风华: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61-63页。]剩下的引文,就是张耀杰先生引证的那一段。其实,完整读完信可知,这是蔡元培答复傅斯年、罗家伦自己如何不能听他们的劝勉回北大继续担任校长的内心想法,其中涉及被张耀杰先生看中的“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并非是针对五四学生运动,而是对他1917年后执掌北大所进行的各种改革举措,即对所谓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天之功”的谦虚之辞。真是不清楚一贯重视史料的张耀杰先生,为何竟然犯了这样低级的张冠李戴式或一厢情愿式的错误。
  最后来看张耀杰先生给出的第四个证据,就是蒋梦麟回忆录中的那番话。因为蒋梦麟与蔡元培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他又转引了蔡元培说“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似乎这个证据就确凿了。不过仔细品味这番话,还有另外一种可阐释的可能。因为就在“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之后,蒋梦麟用了一个转折句:“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48-149页。]因此,这句话客观、完整的解读应该是这样的:蔡元培此前从不曾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这次因为学生爱国热切,也就鼓励了一次,因此不应该被批评。至于有人说蔡元培经常性地鼓励学生闹学潮,那也不是事实。相信这样的一番语句转换和解读,张耀杰先生应该能够接受。如果还不能够信服,可以参考蔡元培1919年5月10日在《告北大同学诸君》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过的:“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蔡元培:《告北大同学诸君》,《北京大学日刊·号外》1919年5月11日。]也就是说,不必參考以前,也不用看此后,单就5月4日这一次,蔡元培无疑是支持学生的。
  三、补充的证据和佐证
  尽管张耀杰先生的文章出现一些证据和论证层面的不足和错误,但要想解决叶景莘与罗家伦、许德珩回忆中相左的问题,并彻底解决蔡元培是否“煽动”学生的问题,仅仅停留在文章所给定的材料还是不行的。好在关于“五四”自当时发生一直到事后多年,都有亲历者撰写各种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先后被编成各种史料集,例如《五四——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蔡晓舟、杨量工编著,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1979年)、《五四运动回忆录》(1979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1979年)、《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1980年)、《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杨琥编,2011年)、《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2014年)等。再加上《蔡元培年谱长编》《蔡元培日记》(缺少5月1-8日的内容)、《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等都是现成的资料,查找起来很方便。另外一些未收入的资料,也不是很难找。
  在翻查文献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些资料,比如《蔡元培年谱长编》中采信了时为北大学生班长的何思源的回忆:蔡先生“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当然了,因为1949年后特殊的政治环境,何思源这个回忆掺杂了大量意识形态的话语,所以可能不太客观、可信。不过不要紧,年谱长编中还提供了其它材料。
  比如当年在外交委员会同时兼任北大讲师的梁敬錞,1982年在台湾北大同学会“五四”纪念会上演讲说:“汪大燮得叶景莘报告,亦闻政府有训令专使即将签约之事,则亦大愤,亟往北大蔡校长于西\[东\]堂子胡同私宅,告以实情,蔡校长亟招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告以实况,于是山东救亡示威运动,遂由北京大专以上八校,定于五月四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梁敬錞:《五四运动之回忆》,《传记文学》1982年第5期。]考虑到叶景莘的文章发表在1948年在前,作为昔日同事的梁敬錞的文章在后,难免受影响,所以暂时存疑。
  1948年,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在北大举行的纪念“五四”大会上说:“运动原定七日发动,后因知道事不宜迟,国际上的压力已来,于是提前了。这消息是蔡孑民先生传来的。”对此,《蔡元培年谱长编》的作者南开大学的高平叔先生曾在1979年5月28日当面询问过郑天挺,“他重新回忆,再一次证实他和叶景莘所说的这一事实”。[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第197页。]
  再看北大学生田炯锦在《传记文学》第15卷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五四”的回忆与平议》:“八年五月三日下午,与笔者在北大东斋同住一间宿舍的狄君武学长归来说:‘今天下午在一个会议上,蔡先生言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意……’”[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第197页。]田炯锦所忆是否属实?另一篇署名为ChowTse-tsung的回忆文章“TheMayForthMovement”中佐证说:5月3日,蔡元培“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商议对待学生爱国行动的问题。与会者愤于北洋军阀政府在对日交涉上的卖国行径,以及他们对北大的敌视,主张对学生的行动不加阻拦。于是,蔡先生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表示:他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第197页。]   年谱长编也提到1941年唐伟的回忆文章《蔡先生与五四运动》:政府“电令陆征祥……等专使签字于合约,陆等……将电令密存。而此电已李石曾所侦悉,由巴黎密电蔡先生,蔡先生阅电……急邀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救济办法。”在得知“同学决计游行请愿,(蔡元培)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
  在年谱长编之外,还有证明材料可寻。例如作为“国民杂志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重要骨干之一的朱一鹗在1927年时回忆说:为反对对日签约,自己约数同学找蔡元培商量,“此时蔡校长不但不阻止我们这种发起,并且很热烈的表示赞成。他说:我国在巴黎和会空气很坏,政府怯于日本势力,恐怕要预备签字,现在惟一的希望,只有国民自决,国民能够有对外示威表示及否决政府的行动,尚有挽回的余地。就是一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将来也有翻身的日子。不过诸君举动,要有秩序,以免政府有所借口等语。我们得到蔡校长同意后,立刻一面通告同学开会,一面用电话通知专门以上各校推派代表参加,并请《京报》主笔邵飘萍君到会报告巴黎和会最近形势,即于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邵君报告毕,随即决议五项:(一)定五月四日为北京专门以上各校学生全体出发对日示威;……(五)定五四上午十二时在天安门前会齐”。朱一鹗在回忆中还说:“不料学生释放之后,政府又迁怒到北大蔡校长身上,以为此次学生运动,全由他一人鼓动。”[朱一鹗:《五四运动之回顾》,《中央副刊》第11号1927年5月4日。]
  最后来看重要当事人,即“国民社”许德珩的回忆。前文说到许德珩在1948年回忆时说“蔡先生在事前是没有与闻的。他于学生的爱国行为是既不阻止也不鼓励的”,但是就这一问题,许德珩后来在回忆中自我否定了好几次。比如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他说:“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1980年又撰文说:“最初,这个消息是林长民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于是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于1919年5月2日晚间召开紧急会议”。3日晚,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大会,蔡元培不仅批准召开会议,而且还“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五月四日,北大学生整队出发到天安门示威,蔡先生是支持的”。[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到底哪一次更确切更符合历史事实,既然许德珩先生自己都搞不清,他的1948年那次回忆也就不能太确信了。
  顺便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都回忆说5月4日北大学生临出校門前蔡元培出面有所阻拦,叶曙明先生在著作中也很看重这两个材料,但是相悖的材料同时存在,比如蔡元培本人回忆,他曾对1918年夏学生反日请愿有阻拦且事后辞职,但对1919年“五四”游行没有阻拦。他说:“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其实,即便是相信张国焘、杨晦的回忆,蔡元培出面阻止过学生,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当时教育部长傅增湘给他打过招呼,教育部的官员也到了北大,作为校长出面做个样子,走个过场,这是谁都会做的,不能太当真。在此情境下,回想1943年傅斯年第一次谈“五四”时说:“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傅斯年:《“五四”偶谈》,《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1944年第二次谈“五四”时说:“‘五四’在当时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大公报》(重庆)1944年5月4日。]其中的所指和蕴藉,感觉就更有味道了。
  从相对有限但又充足的材料看,蔡元培“煽动”学生的事实和结论是成立的。刘一皋先生曾在文章中这样说:“有学者据此认为是蔡元培借学生唤醒民众,故‘五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蔡元培而起的。其实,其他团体也都知道这一消息,而且蔡元培的主张也绝非‘五四’式的行动。”[刘一皋:《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10期。]这样的评判,应该说比较公允。退一步说,就是坚决持反对观点的张耀杰先生,不是也在文章中说:“胡适日记中记录的蔡元培赞成‘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的说法,大致上是可信的。”只是为了反对叶景莘说蔡元培直接出面煽动学生,张耀杰先生却没有阐释和论证这个“有点表示”在蔡元培那里究竟是指什么?难道仅仅是他自谓的“未加阻拦”的默许么?似乎这种连带性而非主导性、策划性的“脱责”解读,未必符合蔡元培的本意。当然,材料能够帮助澄清事实,但还不能“以理服人”,所以对蔡元培关于“五四”学生运动的思想也应该做一下考察。尽管蔡元培先生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就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7月23日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告诫学生,“自今以后”应扩充知识,“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3页。];1920年5月4日写文章《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又称罢课导致“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而且这些思想主张和反思举动,一直贯彻到1930年代。对此笔者也深度赞同张耀杰先生所强调的这些观点,毕竟学生参与街头政治都是短视的激进行为。但是,不能因此就倒果为因地说蔡元培也反对学生发起五四运动,因为在1919年《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蔡元培同时说了:“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12页。];在1920年的那篇文章中,蔡元培同时明确了五四学生运动“促成拒绝签字”,1919年底日本没能实现就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计划,“也是一半靠着学生界运动拒绝”,包括学生参与社会问题、实行社会服务、平民讲演等“事业,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五四”前后,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在思想上的确有转变,例如胡适在1935年的文章中记述说,蔡元培因为一战终了很兴奋,拉着胡适等教授在天安门露天演讲,蔡元培自己“也演说了好几次”,其中一次講道:“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教育”。胡适为此评说:“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他老人家忍了两年,此时他真忍不住了”,“从那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胡适还针对蔡元培乐观的言说评价道:“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但“五四”之后,尤其是“六三”之后,蔡元培一方面认为“危机”已经度过,不能总是通过上街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同时他也意识到学生上街,尤其是“火烧赵家楼”那种失控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所以他才开始规劝学生重视学业,开始不停地撰文呼吁。这也就是为何罗家伦后来在回忆中说:蔡先生“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传记文学》1967年第1期。]可见,张耀杰先生在文章中并没有注意到前后的变化,而仅仅是强调了后期蔡元培不赞成学生上街运动的观点,这是一种典型的忽视情境变迁原则的片面学术表现。
  在以上事实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有关蔡元培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可以这样描述:5月2日得到汪大燮的消息和建议后,情急之下的蔡元培向北大一部分学生做了带有不满情绪的通告,其中具体有哪些学生在场可能并非是叶景莘所列举的,尤其罗家伦可能当时不在场,早已经护国心切的北大学生于是分头联合北京其他高校,定于5月3日在北大法政学堂召开了学界大会,在邵飘萍的演讲鼓动后,许德珩、张国焘、狄福鼎等学生先后发言,刘仁静和谢绍敏更是以近乎自戕的方式表达了感情,于是在“等不及五月七日了”[《一周间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的情形下,决议将原定4天后的游行改在第二天即5月4日举行。尽管这样的概要也还可能存在纰漏,但在更有力资料出现前,这也不失为一个令人相对信服的结论。同时,必须要强调的是,蔡元培的“煽动”使命,在5月3日前就已经完成了。至于如何组织4日的游行,如何应对警察总监和步兵统领,如何向各国领馆求请帮忙,及至最后上演的失控学生纵火事件,都是由学生领袖们具体操作的,已经与蔡元培没有直接关系了。
  最后说一点,如果因为后来发生纵火事件而又被激进主义的叙事和宣传无限夸大了,因此有损于蔡元培先生的形象,那完全可以不用感情色彩太过鲜明的“煽动”一词,而改用“支持”“鼓励”“鼓舞”“推动”“推进”“促进”等,也许这样,蔡元培先生与五四学生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可以更大程度上地被接受而不被质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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