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实践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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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44867

  [摘要]新发展理念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的发展理念到“富起来”的发展理念,再到“强起来”的发展理念的演进。新发展理念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核,其继承性体现在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和发展重点上。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成化和系统化;协调发展是多层次、多领域的大协调;绿色发展强调人与自然是非对抗的,存在发展的一致性;开放发展突破从市场看世界的局限,有利于中国更好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习近平;新发展理念;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F091.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5-0052-13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及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BJL022)
  [作者]方茜,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邓小平研究》副主编,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四川成都 610072
  一、导言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①新中國成立70多年来,我国坚持把发展放到重要位置。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基本要求的“科学发展观”,再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对发展理论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不断丰富。
  新发展理念提出时间不长,研究呈现几个特点。其一,讨论逐渐趋热。从文献检索来看,该领域研究2015年开始升温,成果逐年增多,2018年达到峰值。其二,研究领域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哲学领域,也有小部分学者将议题放到农村、农业和金融等特定背景中去思考。其三,高引用文献关键词集中于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其四,学者切入该议题的重点有所转移。2015年议题主要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6年集中于发展理念、网络安全、引领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2017年的讨论则集中在国家中心城市、五大发展理念、结构性改革等;2018年集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要矛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等。
  已有成果夯实了后续研究的基础,仍有待补之处。首先,大多数研究分析新发展理念的某一理念。由于新发展理念带有系统的特征,单列难免会丢掉其最有特色的整体性、互补性。其次,从政治经济学切人的讨论较少。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与现实应用”①,体现了解放生产力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去解读和认识发展的,可以更好地阐释中国发展理念的演进与先进所在。本文力求在这些方面作些补充。回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观点,解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发展理念的演进历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析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观点
  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人们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为何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系统认识。秉持怎样的发展观,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核心,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各种认识中。
  第一,关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的辩证性及客观规律性,力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精辟地指出,没有所谓的完美的国家和社会,“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是有一定顺序的,但并未说过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经过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马克思在给当时落后的东方提出的社会发展道路设想中指出,这些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将走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灾难的特殊道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写道,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并不包括赞同和反对俄国村社的生命力的论据。他深信这种村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出,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正是基于他对此所作出的贡献。《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①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不同,自然界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活动都是有自觉的意图、预期的目的。但是这个差别,“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②此外,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般规律与个体情况下发展出来的特殊性并不冲突。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
  第二,关于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此说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向高递进的过程,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指向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发展方向的认识,也体现在“两个必然”的论述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④。马克思认为,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可以概述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⑤   第三,关于发展目的。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里,人的发展必然克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形态下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被使用时才是我们的。①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冲破人的发展的社会狭隘性,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②。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第四,关于发展动力。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规律时,始终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终极原因,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发展的动力。“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⑤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这个矛盾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⑦。在无对立阶级的社会发展中,这种矛盾则表现为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改进。
  第五,关于发展路径。发展路径涉及发展的重点以及人与自然在发展中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一贯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社会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社会就是“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⑨。物质生产主导发展的整个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⑩
  马克思、恩格斯对发展的认识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是辩证发展观。辩证发展是指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相互作用的。这种联系使得事物的发展走向和谐、均衡。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深刻认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类通过所作所为来支配自然界,但不能过分得意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他认为,自然界会对人类的“胜利”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物质资料和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必不可缺的重要条件。
  三、我国发展理念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发展中积极探索,力求回答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更好的发展”等问题。我国发展理念经历了从单维向多维、简单向复杂、分隔向联系、静态向动态的巨大转变,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化进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站起来”的发展理念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
  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发展方向、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方面。关于发展方向,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关于发展目的,毛泽东结合当时国情提出了共富理念。1955年,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④关于发展动力,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技术”①。关于发展路径,他强调工业化,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另外,毛泽东很注重对发展条件的调查和分析,他将中国的发展基础、当时的国情概括为“一穷二白”。
  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体现协调理念的统筹兼顾、“弹钢琴”等工作方法。他将统筹兼顾思想广泛地应用在人口问题和干部选拔诸多方面,倡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②。他用“弹钢琴”来指代发展的思想。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③
  (二)“富起来”的发展理念
  1.主抓经济建设,走改革开放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转移到经济,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激发出强大的发展动力,我国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发展重点、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等方面。关于发展重点.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以经济为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④关于发展动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⑤,这一科学论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定心针。他还强调科技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了“科技是生产力”。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国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关于发展目标,提出了共同富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写道,社会主义社会“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⑥。1990年,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⑦关于发展路径,把开放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道,中国“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②。此外,邓小平还提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的协调发展思路。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要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③   2.强化党的建设,走持续发展之路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之时稳住了中国的发展,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新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发展重点、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方面。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继续强化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一切工作的标准。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江泽民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④关于发展动力,明确了创新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提高。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⑤。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讲话时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⑥,强调我们“要在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⑦。关于发展路径,在协调发展上有所突破。这一时期的协调发展,有两个涵义:一是推动不同领域的并进。党的十五大提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⑧。二是强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关于发展路径,强化党的建设与发展的联系。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三个代表”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回答了中国在充满外部挑战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最新要求。
  3.定位科学发展,走转型发展之路
  20世纪初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发展目的、发展重点、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方面。关于发展目的,强调以人为本。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①关于发展动力,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②关于发展路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是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放到同一高度,丰富了发展内涵。“协调”是指促进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适度发展,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以此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③。
  (三)“强起来”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与崭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我国不同时期发展理念的系统集成。新发展理念的特点表现在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方面。
  从发展目的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发展思想的现实对应和具体实践。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有四点:首先,共享是全体人民的共享;其次,共享是全面的共享,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再次,共享既是过程又是目标,是通过共建实现共享;最后,共享只能渐进实现,是从低到高,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从发展动力来看,以创新实现引领。把创新放在五大理念的首位,强调创新发展与国家前景的关系。习近平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⑤对一个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说,解决好动力问题十分重要。虽然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目前我国的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具有引领性的科技储备不足,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高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旧很大。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并把创新放在首位的原因。“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①,创新上领先的国家才具有主动权,创新发展是中国“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②。
  从发展路径来看,强化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首先,强调协调发展,给予协调更多定位。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③。协调需要抓住“三个统一”,即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坚持协调发展,就是针对现实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力求解决问题、缓解矛盾、化解冲突。④其次,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⑤习近平将绿色发展提到与经济发展、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等的高度。他强调“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⑥。他指出,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决不能再以犧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⑦再次,坚持开放发展。开放不仅是为了顺应时代,更是为了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时,需要注意到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政治化苗头、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加以及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这些变化。中国的开放既要适应变化,更要掌握主动,担当全球经济政治的核心力量。   四、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一)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
  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观点一以贯之,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核。从注重规律、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重点等方面来看,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一脉相承。继承性体现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接国情世情,与时俱进。在发展目的上,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在现阶段体现为新发展理念所主张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②。这一目标是适应中国发展实际的选择,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写照,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③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也体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目标。在发展动力上,强调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技术创新带动生产力发展,以体制机制创新驱动生产关系变革。创新发展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相吻合。在发展重点上,坚持辩证发展观,以协调发展统领不同领域共同进步。在发展路径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发展理念秉持了这一要义。
  以下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继承性作具体阐释。
  创新发展理念重在提高生产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⑤。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物对人的统治”⑥。生产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社会财富,但“劳动能力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并且只有把劳动能力变成片面的和非人的东西,才能达到这种目的”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新加剧了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创新带来的高水平的生产力不会引致人的异化,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产品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分工就会消失。由于社会是按照需求和资源的状况来制定生产计划的,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有害后果。“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⑧由此,共产主义社会更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地说,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在保障每个人都能平等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发展有利于人的类本质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理念力求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协调发展理念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对协调的认识是多角度的,既体现在生产环节、生产与消费环节,还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提及“协作”。他指出,一些部门可以通过协作缩短劳动时间,而工人的集中和大规模协作有利于节省不变资本。这里的“协作”是指生产环节中的工人之间的协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社会再生产,强调社会总产品的顺利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客观的比例进行生产和交换”①。他所强调的是生产资料生产、消费资料生产这两个部类的协调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②这里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此外,列宁对协调也有相关阐述。他强调城镇化是协调城乡关系的办法,“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③。
  绿色发展理念旨在推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恩格斯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共存的,人不能把自己视为自然界以外的人。人类更多地把握自然规律,更多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④,就会更好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列宁指出优质环境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他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写道:“人们都在闻着自己粪便的臭味,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⑤在如何解决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浪费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一些答案,如废物再利用等。“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⑥
  开放发展理念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进步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开放是推动世界进步与发展的关键,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和个体只有通过开放与交流才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开放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⑦开放使得生产和消费突破了国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⑧。開放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产品的供给状态,也改变了精神产品的供给状态。开放消除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财产。另一方面,开放是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详细阐述过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把各国联系起来,把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世界大市场。“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①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指出,印度早期的落后,“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②。列宁还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孤立发展,“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③。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共同富裕目标。共享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要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消除旧的分工、推动教育和升级产业等方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大家共同创造的福利。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中提出:“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④理想状态的共享是“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⑤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阶级、城乡、不同劳动力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   (二)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新发展理念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协调发展的认识。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协调发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事物的联系中,新发展理念对“协调”进行了多层次的拓展:可以是方法论的协调,旨在保证“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也可以是发展程度的协调,力求实现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发展平衡;还可以是“补齐短板”与“发挥优势”的协调,促进“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⑥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是一个大协调,不仅包含了与人相关的所有关系的协调,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也包含了对经济社会运行过程和结果的协调,以及引领这些发展的方法论的协调。此外,新發展理念强调的协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解决问题意识。根据我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城乡关系协调、东中西部关系的协调。基于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提出了协调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
  新发展理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里的“自然”主要是指为人类生产提供要素(土地、水等)的自然。绿色发展中的“自然”,既是生产要素的来源,又是生产的基本条件,还可以是生产的结果,是产品或服务。习近平指出,绿色可以让自然资本增值,“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①。绿色发展意味着自然不再简单以资源的身份出现在生产中,而是超越了“节约”的范畴。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扭转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人与自然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包容性的,存在着发展的一致性。
  新发展理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不再限于一国,而是扩展到全球,由此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尚未形成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此未提出发展路径或应对方法。开放发展理念一方面遵循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一方面提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开放发展理念未止步于扩大世界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将开放的作用放到提升一国的世界站位、增强发展的适应性上。当下,全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未来进路的重要选择。全球治理的重点是发展治理、核心是理念引领。开放发展理念有利于中国应对外部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适应内部发展从快到稳、从快到好的转变。“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②,开放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
  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成化和系统化。新发展理念兼顾整体性、动态性和结构性思维。首先,新发展理念建构在“五位一体”基础之上,既兼顾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又考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新发展理念重视发展要素、发展理念之间的联系,考虑了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其次,新发展理念具有系统论秉持的动态意识。新发展理念把人作为发展的起点和终点,通过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前后比较来认识问题,实现动态监督。新发展理念强调中国在发展中要注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国家定位和发展战略。再次,新发展理念带有结构性思维。倡导协调而不是对抗的发展是结构性思维的重要体现。新发展理念注重领域、区域、产业、群体诸多方面的内部调整,鼓励以“协调”避免结构调整中的“硬伤”。
  (责任编辑 梁 灏)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①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08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10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6页。
  ③《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34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①姜建成:《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嬗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6页。
  ⑥《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③《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 -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目录”第3页。
  ④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4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
  ⑧《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①《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③《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選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3页。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3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5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5-206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0页。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①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③《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9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⑤《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4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8页。
  ③《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7页。
  ④《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6页。
  ①《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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