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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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分析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坚持以团结促合作、促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的逻辑起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是其前提条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其实践指向,维护世界和平是其目标追求。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以其科学的战略构想、丰富的思想内容、人民性的价值引领和合理的实践要求,指引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实现世界团结和人类发展不懈奋斗。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团结;和平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5-0034-10
  [作者]李仁君,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2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邓小平深刻分析和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认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發展的前提条件,促进世界稳定、和平与团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事业新局面。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面对严峻挑战,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对于加强世界人民团结、促进共同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团结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国内背景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团结”一词作为报告的标题,这既是对党的路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目标设定,也是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意愿和心声的充分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使“团结”成为党和人民的广泛共识。邓小平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待团结稳定与社会发展问题,认为我们党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丢掉“关门主义”、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而团结和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是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离开了这一点,经济建设和发展无从谈起。1977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就指出:“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①改革、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稳定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团结和外部和平是经济发展缺一不可的“双稳定因素”。因此,实现“外交为经济服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十分重要。我国要处理好“经济”与“外交”两者之间的关系,搞好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之间的团结,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支持,这是由我国客观实际决定的。
  (二)国际背景
  20世纪前期,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留下了沉痛教训,浩劫之后人们不断反思,向往和平的内在诉求愈来愈强烈,团结共处成为全世界主流声音。二战结束后,核武器使得世界进入“恐怖平衡”时代,也使全球进入了相对安宁的发展阶段。经历了多年战乱和斗争,中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时代,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终结,冷战宣告结束,多极化世界格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上看,世界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图稳思和”的政治追求和政策取向越来越明显,和平、稳定、团结逐渐成为世界人民的广泛共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社会分工细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世界各国在生产、贸易、资本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国际化趋势日益凸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的发展模式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以“交织性、依赖性、互补性”为特征的利益新格局逐渐取代了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模式,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在同一规则下重新配置资源、资本和技术等市场要素,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强化。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全球各种矛盾发展变化、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逻辑的基础上,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总体国际形势的鲜明时代特征,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这成为其外交思想中团结观形成的重要依据。
  二、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团结观的基本内容
  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是邓小平团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逻辑起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邓小平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高度和世界视野看中国,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关系,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关于如何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如何融入到世界发展浪潮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三点注意事项:一是不要盲目自大,二是不要妄自菲薄,三是不要胸襟狭窄。1978年10月,针对当时中国的发展现状他客观地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8年1月,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时指出:“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③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中,邓小平还强调新的领导集体“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④,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扩大开放,广交朋友。邓小平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处于世界整体之中,中国希望世界和平,中国珍视世界和平大好局面,中国人民愿和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团结、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基本论断,构成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起点。   (二)前提条件——军队和国防现代化
  “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国家综合实力在外交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在捍卫国家利益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国家获得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保障。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①我国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之路,必须建立在能够维护自身国防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之根本。邓小平特别重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他讲到:“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②国防现代化是中国适应现代战争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的总任务。他还大胆地预言:“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③
  关于如何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主要谈了五個方面:一是“强经济”,他认为国防与经济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二是“减数量”,邓小平认为军队现代化要注重质量建设,精干、有力是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④。他指出:“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⑤三是“抓训练”,战争时期军队可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和平时期军队要在训练中学习战争。邓小平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⑥四是“重科技”,如果不注重科学技术,那么“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⑦,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就成了一句空话。五是“建制度”,要使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和提升,制度保障是基础、是根本,“要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⑧。
  总之,邓小平提出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和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是其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实践指向——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坚持用全面的、辩证的思维和长远的眼光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1990年3月,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谈到:“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①追求和平、稳定、公正、合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邓小平站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分析国际局势和确立外交政策,他指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从本质上讲,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不损害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能兼顾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发展需要。我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③,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国外交政策理论和实践指明了方向。“第三世界”对于我国来说,不仅是一种经济、政治定位,也是一种价值、情感定位,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由实际国情决定的。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④
  关于建立经济新秩序和政治新秩序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为两者同等重要。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他谈到:“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⑤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体现了世界人民和平、团结、发展的共同心声,同时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实践指向的时代标注。
  (四)目标追求——维护世界和平
  国家之间保持和平状态是世界多数人的共同企盼,维护世界和平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的目标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邓小平作出了明确回答:“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①针对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对中国作出的不切合实际的错误指责,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谈到:“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②中国人不畏惧战争,也不希望发生战争,热爱和平是中国人民的美好追求,中国真心诚意地愿和一切珍惜和平、拥护和平、维护和平的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真实的政策”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③邓小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企图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④“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⑤中国的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和实际行为都充分印证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团结诉求和和平愿望。“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⑥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邓小平对世界发展趋势科学判断基础上的正确主张。以团结求和平、以团结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的目标追求。
  三、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团结观的实践要求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上,在实践层面上也有具体要求,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从总体上来讲,就是要做到坚持独立自主根本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利益最高准则和坚持维护世界人民大团结。
  (一)坚持独立自主根本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實践中,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注重自身的发展,因势利导地发挥客观条件的有利作用,这就是独立自主的方法。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得出了“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⑦这一重要论断,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外交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要做到“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①。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邓小平讲到:“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
  坚持独立自主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的实践要求之一。存独立求团结、靠实力促团结、以真诚倡团结,才能得到真正的团结。在坚持独立自主、促进世界和平团结的方法论上,邓小平也做了明确的论述。首先,要依靠自身力量搞外交,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③只有自身独立、独立行事,才能避免附加条件式的外交。其次,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别人的经验只可以借鉴,“拿来主义”政策就会“受之约束”“水土不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④,历史教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第三,要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必然会丧失独立性。1989年6月,邓小平对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⑤第四,要珍惜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国的独立自主来之不易,是经过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和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要倍加珍惜。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⑥第五,要长期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新中国某一个历史阶段或某一个外交领域的事,而是需要长期地、全面地坚持,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⑦新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最好证明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的实践要求和实践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外交政策“五项原则”最先由周恩来提出,包括五个基本内容,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①,其中“和平共处”是最为核心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旨向和价值追求,因此以“和平共处”来概括和命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是因为它超越了局限于空间地理、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下的“狭隘思维”,以更加包容、开放、团结的宽广胸襟和价值情怀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邓小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20世纪末,两极格局结束后的国际局势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在国际交往中如何把握住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表现出了中国外交坚定的政治立场,在语言艺术上又具有观点鲜明、通俗易懂的特征,这与霸权主义、摇摆主义和模糊主义外交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进步性和正义性,符合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邓小平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同时,他还站在全世界外交的视角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④总而言之,邓小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维护世界团结,不断推动、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中国外交世界舞台,结出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丰硕果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坚持国家利益最高准则
  强权和屈辱都不能维系真正的团结,真正的团结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邓小平在对外政策上既坚持灵活性,也坚持原则性,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必须把国家主权和安全置于国家的最高利益。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⑤新中国对外政策既不搞“盲目自大”的外交,更不搞“屈辱外交”,绝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新中国一切外交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两个团结环境,一是国内团结,二是世界团结,最终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谈到:“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②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③其实,就是着眼于“两个团结”,着眼于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邓小平在强调我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真切地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主张从世界全局的角度来推进外交政策的落实。他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④。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邓小平还主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要冲破国家大小、历史恩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狭隘观念,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⑤。邓小平以冷静的判断、包容的胸襟和大胆的实践,在坚持国家利益准则和尊重别国利益的基础上,促使了中国与美国的建交、与日本关系的改善,恢复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发展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四)坚持维护世界人民大团结
  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促进世界团結,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合作,南北对话是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对话、谋求发展。邓小平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是阻碍人类团结、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⑥。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发展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影响方面体会最深。因此,邓小平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思考全球发展问题,反复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是一种共生关系,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①。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发展,是邓小平外交实践的重要选择,他讲到:“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②中国发展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时谈到:“如果中国发展了,意味着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壮大了,我们对和平的贡献也就更多了。”③
  《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④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发出的划时代最强音,为人类解放注入了行动的强劲动力。我国天安门城楼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式时代表述,激励着一代一代中国人为之而奋斗。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是从国际大局和世界全局的高度来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充满着世界人民情感来观察、判断和解决中国外交实践问题的。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⑤“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⑥为了促进世界人民团结,中国在外交实践中需要做到基本的三点,一要扩大对外交流,二要吸收一切文明成果,三要克服风险,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为世界团结和人类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迄至今日,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时代主题。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以其科学的战略构想、丰富的思想内容、人民性的价值引领和合理的实践要求,指引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实现世界团结和人类发展不断地贡献智慧和力量。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加强人类团结,共同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重大时代课题。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团结观及其实践对当今国际交往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责任编辑 付国英)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2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129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3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 285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56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5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①《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9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5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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