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知识青年政策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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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字数:30889

  [摘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医生群体发挥着中坚作用。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诸多对一线医务人员的激励措施,其中湖北省“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中考加10分”的激励政策却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本文分析了知乎上知识青年对此政策的认知:激励政策在人群上不具普惠性,仅奖励少数人有失公允;政府出台方缺少程序公平,政策具有随意性;政策侵害了非医务人员家庭中考子女的利益,损害了教育公平。政府政策制定逻辑与知识青年政策认知之间的张力源于政府更注重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结果为导向;而知识青年则是从个人价值出发,以过程为导向,兼具公平。深层次体现的是政府绩效合法性与知识青年个人意识的觉醒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 知识青年  政策认知  绩效合法性  个体化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社会治理中的心态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ZDAXM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刘飞(1989-),女,安徽岳西人,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流动人口教育等。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0)02-0083-11一、 问题的提出
  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地,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截至2月29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35329例(其中重症病例736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1625例,累计死亡病例2870例。其涉及人数之多、传播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2003年的SARS。在疫情之下,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奋战在一线。为了解除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始终能够保持昂扬斗志和旺盛精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战胜疫情的斗争中,作为重点疫区的湖北省在2020年2月18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关爱和激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2020年2月24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倡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高疫情防治人员薪酬水平、做好工伤认定和待遇保障、实施职称评聘倾斜措施、切实落实有困难家庭的照顾帮扶等十项举措。在中央政策的号召下,各省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江苏省于2020年2月24日印发通知,出台5方面26条政策举措,全方位关心爱护广大医务工作者。。
  在众多激励与保障政策中,不少地区特别提出了对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育的相关保障政策,如湖北省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中考加10分”、河南省的“疫情一线医疗卫生工作者2020年子女入学可享受一次照顾”、南京市的“赴湖北医务人员子女中考可加分录取”等。但是这种保障政策却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特别是湖北省“中考加10分”政策,引发各大平台激烈讨论。本文以知乎社区为例,知乎平台定位于互联网问答,在各大问答社区中,知乎因平台引导与用户水准等因素使得其回答质量相对较高。《知乎产品分析报告》显示,知乎用户大多集中在20-40岁年龄段,用户学历也较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0.1%。可见,知乎用户大多属于高学历青年群体(以下简称“知识青年”)。那么,知识青年对政府出台的激励政策是如何认知的?这种认知逻辑与国家的政策制定逻辑之间有何差异?差异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本文随后将作进一步的讨论分析。
  二、 激励视角下的政策剖析
  激励在解释人和组织行为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何为激励?拉齐尔认为激励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课题,涉及组织结构、人员录用、团队设计等一系列问题。社会学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决组织激励、团队合作和员工积极性等问题。从委托—代理角度看,因为信息不对称,风险无法衡量以及努力程度无法观察,委托人很难控制代理人,所以就需要激勵将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行为勾连起来。激励就是委托方给予代理方一定的物资上或精神上的利益,使得后者按照前者的目标而采取行动。换言之,就是通过激励机制使得委托—代理两者之间的目标一致。
  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主要体现为工资薪酬、奖金和直接的物质奖赏,属于外在激励;非物质激励可能是职位晋升、工作荣誉感等,属于内在激励。在某些行业中,物质激励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有学者发现,在教育、健康和卫生领域,良心和职业道德是更重要的激励性因素。因此,为了引导代理方的工作方向与提高代理方的工作热情,委托方不仅需要改善代理方的物质条件和工作环境,还需要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成就感,让他们获得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如医疗行业,因存在着医疗服务质量很难量化衡量和证实、高知识技术含量以及服务无形化等特点,有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医生声誉制度,把医生的医疗水平和职业声誉作为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使医生的薪酬成为人力资本和声誉资本的双重代表,从而建立起对医生行为的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
  我国医疗体系中存在四方核心参与者——患者、政府、公立医院及医生,形成了一个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这个长链条是从患者与政府之间的一级委托代理关系出发,经过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二级委托代理关系,层层传递到最后的公立医疗机构对医生的三级委托代理关系。这个链条包括政府系统与医疗系统。在各自系统中,不同层级在职责上存在明显的同构性,这就使得不同系统内部能够打破层级的边界而被高度动员。同时,各自系统也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如在政府层面,在疫情期间,对靠前指挥的领导干部与冲锋在前的基层干部火线提拔,即采取政治激励措施,但是这套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医疗系统。为了高度动员医疗系统内的医护人员,使其投入到疫情严重地区的工作中,中央政府则需要提高激励强度与改变激励内容。米尔格罗姆和罗伯兹认为提高激励强度与四个因素有关,分别是员工努力和产出关系、测量表现准确程度、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个人或工作性质对激励的反应程度。一旦员工努力与产出直接相关、我们可以对某项工作表现进行十分准确的测量,就应该提高激励强度;激励的强度不能超过人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同时提高的激励需要契合员工的反应程度。   疫情发生以来,医务人员冲在第一线,发挥着中坚作用。但是医务人员也是最危险的群体,他们在高风险环境中工作,面临着未知的病毒、大量的病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医疗器械资源的紧缺。因为诊断操作风险大,医护人员的感染人数也在增加,有的甚至感染后因病情恶化倒在了防控第一线。因此,为进一步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激励他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提高了对一线医务人员的激励水平,拓宽了激励内容。以湖北省政府发布的《进一步关爱和激励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下文简称《关爱措施》)为例,激励内容有物质激励层面的薪酬待遇,涵盖了临时性工作补助、一次性慰问补助、绩效工资总量、卫生防疫津贴、建立专项保险;有非物质激励层面的职称晋升倾斜、心理疏导和对其家庭成员的人文关怀等。其中,家庭照顾包括对其家属的慰问、对其受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子女的政策倾斜。
  之所以延伸至家庭,是因为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一线战斗中。对政策制定方而言,出台此政策是惯性使然,如2003年SARS期间也有类似的教育方面的政策激励;对政策接受者而言,这一点也很契合为人父母的心中所念,对子女教育的倾斜更能暖人心。疫情发生以来,前线战斗的医务人员面临持续的高强度与高风险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子女教育,因此在教育层面的政策倾斜为前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在众多激励措施中,网民觉得升职加薪的激励无可厚非,但是对子女加分却成了议论重点。其中,在知乎平台《如何看待湖北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参加2020年中考加10分录取?值得推广吗?》获得6435条回答,每条回答下面可以点“赞同”和发表“评论”,大部分评论都是表达出反对的声音。不管是众多的反对派还是少数的支持派,在虚拟网络平台交流中,双方都有一套“成员共享的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会通过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或系统的话语符号来表达。下文来分析知乎社区中的知识青年群体是如何建构表达这套话语体系的。
  三、 知乎社区中知识青年对激励政策的认知
  知乎社区,作为知识青年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说服力,在一些时事热点事件发生之际,知乎社区往往出现大量对该事件的评论,体现着评论者“共享的情感状态”。相关研究认为,网民群体中更易表现出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在互联网扩大效应之下甚至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尤其是遇到与政府部门相关的一些议题。并且,这种情感表达通常会上升到集体情感层面,以及会引发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权利的争论等。针对政策加分,知识青年主要是从不同主体出发进行评论,主体包括医生内部群体、参与抗击疫情一线的其他行业群体、政策出台方的政府群体和湖北参加中考的非医务工作者家庭群体。下面具体来看知识青年是如何表达其政策认知的。
  (一) 医务人员内部群体:不患寡而患不均
  湖北省《关爱措施》中对医务人员子女入幼儿园、小升初、中考和高考都实施了相关的政策倾斜,涵盖了各个教育阶段,其中提到“2020年参加中考的,有关市州可在其录取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后参加中考招生录取”。知识青年认为这个以奖励医护人员为目标的规则,却造成了医护人员之间不按贡献分配,反而按特定年龄段分配的不平等,对大多数没有孩子参加中考的一线医务人员是不公平的。
  反对者中代表性回答:“这不是加不加分的问题,也不是该奖励医生还是奖励孩子的问题,这项政策受众人群就有问题,首先你得是一线医务人员,其次你还得有子女,最后你的子女还得参加2020年中考。100个一线医生符合条件的有几个?如果这项措施能够普惠到前线所有医生,或者绝大部分医生,那是合理的,目前只是一线当中极少部分人可以享受到优惠政策,我觉得这个极其不合理。”此观点获得35931条赞同,2757条评论。评论中大部分认为疫情期间大家都有不同方面损失,没办法做到每一项损失都出补偿措施,也没办法分类,因此最好施行普惠措施,尽量让所有的一线医生都能受益,而不是针对其中的某个少数群体。即使有支持者解释到:“一些初三的学生,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前线,考试前会有近两个月不能在身边陪伴。更严重的是会对他们造成很重的心理负担,对父母特别担心,因为父母有很大的感染可能,甚至也有牺牲在一线的可能。”但是却遭到反对者的反驳,认为重要的考试太多,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大家都有心理负担。
  除了涉及群体覆盖面的问题,政策反对者还试图从自我体验出发,认为医生群体内部会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大部分医护人员会表达出对政策的不满,激励政策非但不能振奋军心反而会影响内部团结。对此支持者辩驳:“如果真的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不公平,那么前线的医护人员岂不是第一个就能察觉出来了?这个政策发出来,岂不是湖北省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项措施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减轻学生在入学前的关键时期因为家长参与医疗救治不能陪伴而受到的影响。就我了解,没有任何一个无子女或者子女已经成年的医务人员对此政策提出任何疑义,因为他们真正地知道一线医疗人员的辛苦。”回复者则认为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支持这项政策。
  (二) 其他一线群体:不具普惠性
  这项政策针对的是一线医务人员,知识青年认为其忽视了其他参加防疫的群体,如警察、社区基层人员、环卫工人等,他们也辛苦付出却享受不到同等待遇。代表性观点:“是不是留下一线医务人员就可以了,街道办、派出所、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撤退了,反正这个政策意思是只有医务人员才是一线人员。对其他人公平吗,医生在这个时候在一线,可是你们忘记了,那些警察、医院环卫工人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一线。”
  政策支持者则认为,一线医疗人员是疫情防控冲锋在前的排头兵,外围防控人员是后方保障的支援部队。各地政府对后方保障人员也相应进行了资金补贴与政治奖励,如江苏省出台5个方面26条具体办法,全方位关心关爱全省广大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国家对那些坚守阵地的下沉干部、不畏牺牲的基层民警、不辞辛劳的基层党员……都进行了“火线提拔”。对于战胜疫情来说,两类人群的作用都很重要,但是一线医疗人员感染的风险远大于一般防控人员,其工作风险系数更高,劳动强度也远远大于外围防控人员,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已经让他们没办法对家庭进行实质的照顾,其子女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這种支持者的立场获得“赞同”的数量却较少。   (三) 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自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高层频繁决策部署、地方各级政府迅速行动、基层社区地毯式排查以及全国各地医疗救治队火速支援,多方合力使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当然,这也使得部分网民对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制定的政策产生质疑。
  首先,质疑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加分。“作为个人可以代表家庭给他们支援,作为单位可以代表集体给他们照顾,政府部门也应该给予他们匹配的荣誉。但是作为掌握公共资源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权利,或者有没有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获得授权来代表公众分配资源呢?”对此,有知识青年通过列举国家法律法规认为湖北省政府在行为程序上是违规操作。其依据的是教基厅〔2008〕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各地中考工作秩序的通知》,其中规定“加分项目,分值和范围,要按照有关工作规则和相应规定,将其作为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服务事项,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而地方政府擅自加分,网民认为是闭门造车,无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其次,反对者认为政府“加分政策”是转嫁成本,将政府所需要负担的成本转移给群众,隐形地慷他人之慨,不花钱却收获了良好形象与声誉。代表性观点:“这根本就是把政府所需要负担的成本转移给群众。医务人员作出的贡献是国家的,同样只能用金钱这些全民所属的财富去奖励他们啊。但发钱这是政府需要支出的;现在改成中考加分,谁的权利受到损害?当然是那些普通的2020年中考学生。他们为地方政府这一次奖励买单,承担了奖励成本。管事儿的自己不怎么花钱,却赚了名声。”
  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网民对政治合法性的质疑。有学者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归为“政治体制合法性”和“政治作为合法性”。前者是指公众对国家权力取得方式是否认同,后者是指公众对政府治理行为是否认同。但是也有学者对其提出的“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存有质疑,认为“有效性必然能够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而不必然导致体制特征合法性”。知识青年对国家疫情防控工作是认可的,但还是会对其程序是否民主心存质疑,认为中考加分是地方政府擅自行动,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可见其治理行动能增加“体制作为合法性”,却未必增加“体制特征合法性”。
  (四) 应届中考考生:损害教育公平
  应届中考考生包括医务人员的子女以及非医务人员家庭的子女。针对前者,反对者认为再多的奖励他们都是应得的,应该奖给他们本人而非他们的孩子。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则会给子女灌输“拼爹”思想。代表性观点是:“在一线的医务人员的确很伟大,但这些是本职工作,他们是把本职工作做到了极致,应该受到奖励,但这个奖励在暗示孩子是他们的附属品。孩子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荣辱,而不是活在父母的影子下。中考本来就是学子们公平竞争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应注重学生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学识去获取更好教育机会,依靠父母是不公平的。家长的贡献不应该成为孩子加分的依据。”
  针对后者非医务人员家庭应届中考考生,反对者一致认为损害了教育的公平性,同时为被挤下去的孩子争取利益。如:“医护人员是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我们凭什么只让少数人让渡自己的利益去补偿他们呢?被挤下去的学生是倒了什么霉?为什么要被迫把自己的名额补偿给别人呢?一线医护人员是守护我们的最美的英雄,不是每个人都是逆行者,都愿意当逆行者,他们理应有奖励,只是具体奖什么值得商榷,我们不能为了一部分人又让另一部分人受到伤害。”
  虽然有支持者认为,疫情中医务人员冲在一线,普通人民群众反过来就有义务让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给医务人员家庭。但是却遭到反对者的反驳,认为可以通过全中国人民每人捐100元的方式奖励给医务人员,而不应该损害另一部分学生的利益。
  综上,可以将知识青年针对湖北省“中考加10分”激励政策的认知总结为:首先,程序上缺少民主,忽视了民意,即使湖北省民众大部分赞同给一线医务人员中考子女加分,但是政府程序上缺少听证会这一环节,同时在加多少分上具有随意性;其次,加分政策对医生群体内部以及其他行业群体尚不具有普惠性,因而缺少公平性,应该一视同仁;第三,针对医务人员作出的贡献可以奖励升职加薪,但是将奖励延伸至子女,会给社会做出不好的示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伤害了湖北省今年参加中考其他考生的利益,损害了教育公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 政府政策制定逻辑与知识青年政策认知之间的张力
  知乎社区回答中反对者远远超过支持者,他们的态度呈现出去权威、小众化、自我意识强烈的倾向,这种认知表达与政府激励政策制定背后的逻辑还存在一定距离,这种张力体现为政府部门与知识青年逻辑起点与行动导向差异上。
  (一) 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结果为导向
  政府是从公共利益出发。疫情治理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在这个总目标之下,不管是全国的人力物资调配,还是火神山医院施工的速度,亦或是基层社会组织对中央决定的响应,无不彰显着全国上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坚定信心与团结奋战的大局观。医生群体逆向而行,虽然医生职业道德要求他们救死扶伤、医者仁心,但是他们在防护物资短缺的时候不计生死救治了数量庞大的感染者,他们发扬了舍命甘于奉献的精神,捍卫了全国人民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用公共资源对他们不畏艰苦、舍身奉献、大爱无疆的行为进行表彰,彰显的是人文关怀。
  同时,政府行动策略是结果导向,突出表现为绩效。在具体论述之前,首先来看这个激励政策到底有多少学生受益呢?以武汉市为例,笔者依据2019年各个高中投档分数线和学校综合水平可以将武汉高中学校分为五个档次,如表1所示。
  从表1中能看出,前三档学校之间差异较小,录取分数线差距低于10分,但是第三档和第四档之间差距却大于10分。由此可见,加10分最大的受益人群是每个区内中上游的学生,他们裸分可能不一定上得了最好的高中,但是如果有10分的加分,原本省实验中学的成绩能上华师第一附属中学,武汉一中能上武汉二中,以此类推。对于本来就只能报考汉南一中、江夏一中等分数线偏中下游的省示范高中的学生来说,影响不大,加10分不会改变什么。所以,其实能在这个政策中真正受益的医务人员家庭子女并不多,子女原本的成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国家的行动策略并非就教育谈教育,而是为了疫情保卫战的胜利。具体目的是提高收治率、降低感染率,控制患者增量;重视轻症治疗,降低重症发生率,减少患者存量;坚持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一切的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些可以量化与衡量的目标。对医务人员的关爱与激励措施是其中的一种行动策略,即用人文关怀激励医生持续投入到疫情战斗中。这种结果导向甚至说是绩效导向在其他领域也可以窥见一二,如环境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治理等。这种政绩导向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赵鼎新甚至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国家的合法性就奠基于政绩(或者绩效)之上。
  (二) 知识青年:从个体利益出发,以过程为导向
  知识青年逻辑思维的起点具有自身个人特质,思维方式更具个体化,思考问题是以自我为视角,同时倾向采取一种底层视角看待问题,这和国家的行动逻辑是不同的。一方面,他们肯定国家的应急处理能力与疫情治理措施,如笔者所在团队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社会生活情况调查”,其中20-40岁年龄段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对“政府疫情信息发布”、“防控知识宣传”、“人员进出管理”、“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这几项,“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合计分别占到72.6%、82.0%、75.7%、58.3%,“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合计比例都低于10%,如表2所示。
  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希望国家能承担更多责任保障每个人的生活,社会利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高于个人利益。对医生群体在疫情期间的贡献,大家普遍认可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的个人牺牲,认为他们理应得到嘉奖,但是不应该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去补偿他们。
  同时,知识青年并非以结果为导向,会看到政策本身对教育过程的影响,政府行动是否规范等。即便绩效极大的行动会导致极少的群体利益受损,只要存在过程上的不公平仍然会受到批判。可见,知识青年有自己的衡量准绳,他们不仅关注的是分配结果是否公平,还关注到分配主体、分配程序是否公平。
  (三) 存在张力的深层次原因
  国家与个人的表达呈现之所以出现以上两种差异性,背后根源来自于绩效合法性与知识青年个人意识的觉醒之间的张力。
  中国40多年来的转型,在国家领域最大的变化是“卡理斯瑪”的褪去。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成功的实践和革命所表达的理想使其政权获得了“卡理斯玛”权威禀赋,中国政治体系特征合法性来源于具有“卡理斯玛”迷魅的领袖或领袖领导的组织。随着“卡理斯玛”迷魅领袖的离去,其“体系特征合法性”受到挑战,而威权主义体制本身难以内生出新的“体系特征合法性”。为此必须要有更高的“体系作为合法性”来抵消对“体系特征合法性”的质疑。在“体系作为”中,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国家政策有效贯彻,还需要社会层面对治理绩效的认可满意与合法性认同。
  在社会领域的一个关键后果是知识青年逐渐从共同体中脱嵌开来,这种脱嵌既是社会结构层面,也是意识层面与行为层面的。在社会结构上,他们出生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且物质丰富时代,对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业艰难、改革开放初期的敢为天下先等理想信念都无法感同身受。不同于集体主义意识与平均主义对“80以前”群体的塑造,“90后”、“00后”不仅拥有较高的民族自信,更拥有个人意识的精神特质,更多强调独立的个体生活的价值,其倾向从自身体验出发看待世界,并不完全受外在的客观价值体系灌输。同时,对世界的观察也以自身为准绳,并非由一个外在的权威作出强行判断,因此对政府政策制定逻辑的绩效合法性并非完全认可。
  五、 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行各业被高度动员,其中医生群体奋战在最前线,发挥着中坚的作用。政府针对一线医务人员出台了各种激励政策,社会反响不一。本文以知识青年集聚地的知乎社区为例,分析政策出台方的制定逻辑与知识青年政策认知。研究发现,对政府部门而言,疫情属于非常规治理,身为委托方不仅需要动员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人员,更需要动员政府外部人员。因此,激励内容不能是政府系统内的政治激励,需要提高激励强度,更要增加激励内容。为此,政府对代理方不仅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激励,也提供了非物质层面的激励,其中,延伸至家庭关爱中的中考加分政策不仅契合医务人员需求,更能暖人心提士气,解决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使其全身心投入疫情一线。然而,知识青年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此项政策在人群上不具普惠性,仅奖励少数人有失公允;政策损害了教育公平,侵害了非医务人员家庭中考子女的利益;政府出台方缺少程序公平,政策具有随意性。
  可见,政府制定政策的逻辑与知识青年的政策认知出现一定的张力,具体呈现为政府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是结果(绩效)导向,并非就教育谈教育,而是服务于疫情阻击战;知识青年则是从个人利益视角出发,是过程导向,兼具公平,认为国家的教育激励政策损害了教育公平,通过出让少数人的利益去奖励医务人员的贡献是不妥的。之所以出现张力,这与国家绩效合法性与知识青年成长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本文的明线——特殊时期政府政策激励方式与民众态度,以及本文的暗线——政府合法性来源与知识青年的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延伸的讨论。
  第一,“如何激励守卫我们华夏民族的战士”议题。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激励,实际属于一种管理措施,体现的是人文关怀,放在国家治理层面看更是属于一种情感治理,激励我们的医生持续战斗在保卫全国人民健康安全的第一线。情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政权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做情感工作,无论是口号,还是组织方式、符号体系,都充满了情感;共产党所讲的群众路线,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情感工作传统。正是这种情感治理,使得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同时这也延伸至不同治理领域并转化成治理效能。“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医生披上白衣大褂就是白衣战士,同样需要情感激励。倘若没有情感治理,单纯按照市场逻辑支付费用,未来我们的命运就取决于兜里有多少人民币。
  第二,“青年群体与国家之间关系”议题。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结尾处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群体提出希望和肯定:“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那么,如何让青年群体觉醒的个人意识不至于沦为彻底个人主义,使其家国情怀与国家整体发展融为一体呢?为此,有必要构建更加有效的主流价值观来引导、整合青年群体,同时也需要尊重青年群体多元化的追求。
  (责任编辑: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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